人民幣對內貶值是一道民生考題

在生活中，人們感覺到在國內，人民幣越來越不值錢；而在國外，人民幣越來越值錢。其實，前者是講人民幣在國內的購買力，后者則關涉匯率。錢越來越不值錢呢？”數據顯示，大米8年期間年平均上漲9.2%。就購買大米的能力而言，與2005年的1000元相比，2013年的1000元已縮水至576元，即人民幣對內貶值了。（11月4日《中國青年報》）

雖說人民幣對外升值對于同胞出國消費有利，但是人民幣對外升值只是一個匯率觀念，并不會提高國內民眾的現實購買力。對于基本不出境消費的人而言，人民幣升值的好處基本體會不到。相反，人們對人民幣對內貶值的感受真真切切。

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9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3.1%。近幾年公布的CPI上漲鮮有超過5%的月份與年份。但是民眾對此難以感同身受，普遍感覺“錢不經用”。大米8年期間年平均上漲9.2%，1000元已縮水至576元，就是佐證。物價長期高位運行，通脹壓力尚存，自來水、天然氣漲價，電價階梯式改革，掣肘了民眾生活質量提高。以食品為龍頭的物價持續上漲給民眾帶來很大的生活壓力。再加上中小企業面臨發展困難，不少居民收入水平滯后于經濟發展速度與物價漲幅，貨幣購買力下降，民眾生活質量與消費信心受到了沖擊。

針對于此，相關部門出臺政策措施，在繼續平抑物價的同時，做好“提低”工作。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顯得十分重要。用人單位也要拿出為職工漲工資的誠意與行動。

當然，工資到底該不該漲，如何漲，需要政府做出一攬子的制度安排，有待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在公平的勞資平臺上協商與博弈。政府提出工資倍增計劃，劃定工資指導線，是一條途徑，但是政策關鍵在執行。全面落實工資集體協商制度，通過政府的強大執行力督促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讓勞動者工資與企業效益、經濟發展同步，把物價甩到收入的背后，十分重要。

但是，有消息說，醞釀已久的《工資條例》受到了企業抵制，理由是企業不景氣，稅費負擔過重。在2012網易經濟學家年會上，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表示，如果不偷稅漏稅，九成企業可能倒閉。表面上看，這種觀點有點聳人聽聞，但是也道出了企業稅費負擔過重，特別是中小企業生存艱難的現實。

因此，政府應該通過實際行動幫扶企業。特別是經濟效益不好的企業與中小型民營企業，要讓他們給員工漲工資，政府更應體現責任擔當。筆者注意到，中央出臺了一些減稅措施。比如，上調增值稅和營業稅起征點，對金融機構與小型、微型企業簽訂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稅，對微型企業免征22項行政事業類收費。對月銷售額2萬元以下小微企業免稅。等等。但是從企業發展現狀來看，中小企業壓力仍然很大，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減輕企業稅費負擔還須繼續加力。

此外，政府還要給企業提供資金、技術支持，破解部分民營企業的融資難題，避免部分小企業因資金鏈斷裂，老板“跑路”。通過減稅、融資等幫扶努力，幫助中小企業、困難企業提高競爭力與利潤空間，有利于企業產業升級換代，應對經濟轉型，也有利企業擺脫“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加薪困擾，消解民眾的物價焦慮感。

政府在“提低”的同時，還要“限高”。人社部發布的2011年《中國薪酬發展報告》顯示，我國企業工資分配的結構性問題突出，企業高管收入增長偏快，部分高管水平過高。部分行業工資水平增長過快，水平過高，部分行業企業高管年薪上千萬元。而兩成職工五年未漲工資。因此，對于效益好、工資高的企業尤其是國企高管，政府要加強收入分配調節，打破既得利益格局，規范企業高管薪酬，抑制部分行業企業工資水平過高、增長過快的趨勢，縮小貧富差距。

政府除了做“加法”以外，還要做“減法”。比如，壓縮“三公消費”與行政經費，切實管好豪華樓堂館所；再比如，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加大公共事業投入，補齊公共服務與社會救助短板，提高公共服務水平，也是在幫助民眾緩解人民幣貶值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