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超生”成懸案，制度當反思

今年5月初，張藝謀被曝“至少有7個孩子或面臨1.6億超生罰款”。江蘇省無錫市計生委曾表態，稱對張藝謀“超生”一事已開展調查。現在時間過去了5個多月，無錫計生委查“超生”依然沒有任何進展。成都商報記者這5個多月來不定期打電話詢問無錫市計生委政策法規處郭處長，郭處長給出的回復都是尚在調查。日前記者再次致電郭處長，對方依然表示：“還沒接到下面反饋回來的情況。”（10月16日《成都商報》）

“張藝謀超生”在曝光近半年仍在調查，以致成為成懸案，人們不禁質疑，公權力緣何嫌貧愛富，“超生之門”難道已為名人富人而開？更有基層民眾擔心，富人、名人的影響力，是否會讓懲罰措施形同虛設？

計劃生育是從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出發制定的一項基本國策。自我國全面推行“一對夫婦生一個孩子”政策后，絕大多數家庭為了國家大局，也懾于法律和道德的約束，選擇了只生一個孩子。直到現在，國家計生政策并沒有任何改變和放松。而名人、富人作為社會公眾人物，本應在行為、行動上對社會起到正面影響和示范作用。但是，為什么某些名人、富人就可以公然挑戰現行法規，堂而皇之的成為多子女家庭呢？

其實，名人、富人之所以敢于超生，說明目前的法律制度尚有漏洞。對于超生者，現行政策是要繳納一定社會撫養費、公職人員將受到黨紀政紀等處理。但超生一個孩子，征收社會撫養費5萬元，這樣數額的罰款對某些名人和富人如同九牛一毛，根本不足以起到懲治和震懾作用，反倒為這些人打開了“超生之門”，使他們更加隨心所欲地超生子女。

計生法律是針對全體國民的，其公正性、嚴肅性不容置疑。名人和富人超生后，除了給予點名曝光還遠遠不夠，還要靠綜合治理，除從完善法律法規入手，給予更為嚴厲的法律懲處外，還要用制度跟進來督促道德自律——比如將名人、富人超生納入誠信監督，建立企業或個人誠信體系，把這些人群的超生，和企業信譽度、個人誠信度掛鉤。只有這樣，才能讓名人、富人的違法超生空間變得狹小，道德缺位的成本加大，名人、富人超生現象才會真正得到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