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載月票”折射行政執法監督缺失

“購買“月票”就可以超載不被罰，這樣的事就發生在河北。早在2008年，河北省交通廳就曾規定治超人員不準以約定形式收取費用后允許車輛進行超限超載運輸。然記者調查發現，在河北永年縣和邯鄲縣，“月票”被貨車司機稱為“買路費”，永年縣的路政、運管和治超站打包價為3200元，邯鄲縣價格是1550元。（8月12日新京報）

如此明目張膽開“超載月票”，將權力變現、明碼標價、大搞“執法經濟”的，并非永年縣和邯鄲縣新創和獨創！早在去年，河南淮濱縣就被媒體曝光為超載車輛罰款開“月票”；再早一些，河南安陽和江蘇宿遷也被曝為超載車輛罰款開“月票”。自然，如此執法犯法，被嚴肅處理也是正常。問題是，像這樣的“超載月票”或者說違法執法，為何就能堂而皇之地大量和長時間存在呢？

《行政處罰法》規定，設定和實施行政處罰必須以事實為依據，與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相當。即通常說的行政執法要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定性準確、處理恰當、手續完備、程序合法。據此，依法處罰車輛超限超載行為或者說罰款，一是應在違法（超載）行為發生之后實施；二是應區分每例違法（超載）行為的情節，選擇對應的罰款額度，而不應采取罰款一刀切的辦法；三是對違法行為進行行政處罰，必須要按照行政處罰程序進行，如發現違規、登記違規、作出初步處罰決定、告知行政救濟途徑、作出處罰決定、責令改正等。

此次的“超載月票”，每張罰款單雖然票據使用正確，所載違法事實也客觀存在，罰款依據也不錯，但這樣貌似合法的罰款，事實上卻是嚴重違反行政處罰程序規定和“一事一罰”原則，而且涉嫌“假想執法”，即沒有真正事實依據的執法，完全落入了“執法經濟”的窠臼。《行政處罰法》還規定，沒有法定依據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處罰無效。“超載月票”屬于嚴重的執法犯法，亟須糾正。

而“超載月票”或者說違法執法，能夠堂而皇之地大量和長時間存在，不但說明超限超載執法單位及領導等內部監督缺失，導致違法執法不能自糾外，而且也有力說明了就連相關的行政執法監管部門（外部監督），如當地的人大、紀檢監察、糾風、檢察院等也一起失職缺席監管，從而使規范行政執法的有力防線再一次瓦解。而這樣的一再集體缺席行政執法監督，才是“超載月票”存在的不可忽視的因素。

無疑, “超載月票”意不在減少交通違法,也不在維護交通安全,其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將權力變現,搞執法創收,大力發展“執罰經濟”。為了創收,什么執法程序、法律規定、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等,這些全都可以忽略。“超載月票”不僅反映了相關執法者的無知和大膽，更表明了行政執法監督一旦缺失，是多么的不堪。“超載月票”不但令行政執法蒙羞、政府顏面掃地，更讓公民的合法權益受損、法制權威黯淡無光。

就這些意義講，嚴處諸如“超載月票”之類的行政執法犯法，固然緊要，但更重要的是，營造或者說編織一個有力的合規行政執法監督大網，更緊要和意義重大。否則，沒有或缺乏監督的行政執法權力一旦“撒野”，即便今天的“超載月票”在關注下被治理了，保不準明天、后天還會出現“某某月票”。而這，或許才是我們今天討論“超載月票”折射行政執法監督缺失的要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