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動物防疫補償機制

觀察“首次發現”H7N9型禽流感病毒的渠道與過程，我們可以發現，通過防治非典的大動作、大反思，促進了衛生防疫機制的完善，可以說，非典之后建立起的組織、制度體系，對衛生防疫機構和醫者起到了激勵和保障作用。

在探索與發現這方面，激勵和保障機制開始發威，而從總體上審視衛生防疫機制，它在極為重要的領域還不足以讓人放下心來，尤其在涉及到錢財或“埋單”的時候，運行就不像發現活動那么敏捷、高效了。具體說，除了新型病毒感染者醫療費用誰來埋單的問題，動物防疫補償機制的構建與運行，很值得審視與反思。

目前H7N9禽流感幾乎每天都有新確診病例，氣氛比較緊張。盡管對家禽是否帶來病毒這一點“還具有不確定性”，連日來較大規模殺滅家禽的消息仍絡繹不絕。鑒于禽流感對市場交易的沖擊，一些政府部門已經開始對養殖場給予財政補貼。

2005年11月16日國務院第113次常務會議通過的《重大動物疫情應急條例》第33條規定，國家對疫區、受威脅區內易感染的動物免費實施緊急免疫接種，對因采取捕殺、銷毀等措施給當事人造成的已證實的損失，給予合理補償。2007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動物防疫法修訂草案，相關報道稱加強了對動物防疫工作的財政投入，明確規定對在動物防疫工作中強制捕殺的動物、銷毀的動物產品和物品、征用的人力和物資，要給予補償。

不過，在對養殖戶、經營戶的防疫補償這方面，政府做的遠遠不夠也是實情。對動物防疫工作的財政投入寥寥無幾，使用起來如刀割心頭肉，養殖戶、經營戶做防疫處理之后拿不到經濟補償或只拿到極少補償的現象時有發生。

顯然，農戶、商戶的“思想覺悟”是靠不住的，接受防疫處理若面臨傾家蕩產的局面，多數業主的選擇是不報疫情、不讓外人介入做徹底的防疫處理。根據已有資料判斷，浙江嘉興死豬漂江事件，就和無害處理的成本高而補償缺位有關。上海是防疫補償不到位的受害方，全國各地的人群都可能因相同的原因而受損。

養殖戶為減少損失宰殺病死畜禽，銷售病死畜禽產品，還有的廠家把病死動物加工成飼料，類似這種形成極大隱患的處理方式，專業機構和政府官員早就了然在胸，但是，非典等重大疫情與經久的防疫活動之后，并沒形成及時補償的傳統，而“有害處理”的“傳統”卻一直保留到現在。

竊以為，嚴懲加“大補“，區別對待，是解決問題的正確途徑。明知故犯的害人，蓄意抵制防疫處理，就讓他人財兩丟；對主動報告疫情、接受徹底處理的經營者，給予完全補償；對率先提供疫情情報的經營者，除完全補償外還可以給予一定獎勵；對檢查發現、被動處理后的經營者也給予成本補償——監督和激勵到位，農家、商戶也就少做許多“喪盡天良”的事了。

在防疫補償這方面，政府應舍得，民眾也該理解這種舍得，萬不可因小失大，節省下小錢，到頭來花大錢在治傳染病上。 （作者為知名網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