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城管與小販“比慘”的時代

日前，廣州東圃一名小販暴力抗法砍傷城管執法人員。媒體稱，事件對廣州很多城管執法隊員造成精神影響。一位老城管工作者稱，他自己干了二三十年城管執法工作，他感覺現在的工作越來越不好做，都不知道該怎么干了。（3月20日《信息時報》）

一個人口密集、階層繁復的城市，一個管理到位、執法嚴苛的城市，好像越難走出以下這個怪圈——不是小販刺傷城管，就是城管掐傷了小販。這世間，本就沒有無緣無故的愛與恨。鼓動小販拿起刀來暴力抗法的，總會有些情理上的“由頭”。譬如官方曾通報稱，在上述事件中，“兩位隊員完全是做到了‘三個沒有’，一是沒有扣押物品，二是沒有肢體沖撞，三是沒有使用過激言語”。但隨后又有媒體報道稱，“事發現場周邊大廈監控視頻顯示，在砍人事件發生前，小販與城管曾有肢體沖突”。說這些的意思，當然不是要為行兇者開罪。而是我們在拋棄標簽化思維之后，仍不得不將之放入“城市管理癥候群”的大背景下考量。

有些根深蒂固的癥結，不是“比慘”就能解決的；有些公平正義的道理，不是誰比誰慘就能先占據制高點的。城管不能被妖魔化，小販也不是永恒有理。但眼下雙方的博弈，顯然已經脫離了理性邏輯，而成為肉搏同情與悲憫的“虐心大戲”：譬如據說被刺傷的城管隊員蘇家權，“每月的工資到手只有2000元，工作中所承受的壓力是常人難以想象的”；譬如前幾日微博上一組驚心動魄的照片讓網友們“淚流不已”——廣州城管猛掐女商販的脖子、將其扭送到警車旁，不顧一旁女商販的孩子手足無措地哭喊著、看著媽媽被扭打。這些煽情的“花絮”，與事實真相何干？這些斷章取義的圖片，如實還原了當時當事的脈絡嗎？于是我們不知所措，因為從抽象的道德上說：為生存打拼的小販是弱者，家境不好的城管也是弱者——難道，怪只怪這世間還有一把叫刺刀的兇器？

從來就不是誰慘誰有理。城管與小販的糾結，說到底是城市與人生的對壘。光鮮的城市，見不得泥土味十足的人生，于是城管為了“城市利益”，自然要與販夫走卒較勁；而底層群眾的勞動自救、加上城市參差多態的市場需求，鼓舞了小販們的謀生之路，生存底線之上，才有了動刀子的激憤。也許只有從這個意義上看，才能完美解釋下面這個悖論：一方面，城管執法者很注意改善形象、糾偏失范的執法行為。譬如廣州城管曾提出“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做最可愛的人”以及“柔性執法”等人性理念，甚至大力“挖掘城管先進事跡，拍電影樹立正面形象”；但另一方面，城管與小販之間的糾葛，一直未曾止歇。就在城管被小販砍了7刀的同一天，廣州白云區的數名城管執法人員也在執法中被小販毆打。

打在身上，痛在心里。城管的寒心，在于執法對象的“不理解”；但如果小商小販對城管們“理解萬歲”，誰又能理解他們饑寒中的生計焦慮？可是，驅趕小販如果是正確的，勞動謀生的權益何在；刺傷城管如果是正確的，法治社會的底線何在？一切，不過就是因為城市管理制度不肯“松口”而已。

再文明的驅趕，其本質仍是粗暴的強權。中國的新型城鎮化還在如火如荼推進，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城市、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市民，城管與小販是最好的“試紙”。在“人生出彩，夢想成真”的路上，小販有小販的夢想，城管有城管的人生，誰都不該因為狹仄的制度而“掛彩”。給商販們一個低成本的零售空間，再劃清哪些是走街串巷的禁區，規則合理了、秩序明確了，拉拉扯扯的“人性執法”，才會有些底氣，而商販們的售賣行為，才有了是非的邊界——至于他們之間的糾葛，也才不需要“比慘”，而應回歸心平氣和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