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慈善組織的監督也是一種公益

兩年多來飽受爭議的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在26日發布的“中國基金會透明指數2012排行榜”上獲得滿分，和另外16家基金會并列第一名。在門戶網站和平面媒體上，這條消息與“紅會公共募捐箱內紙幣長毛”、“成龍慈善基金會回應‘洗錢’質疑稱兒慈會表格粗糙”、“多個明星基金會遭質疑”等新聞一道，勾勒了當下慈善組織的復雜生態。

郭美美事件之前，公眾對慈善組織并沒有“盯”得這么緊，大概下意識覺得正義性的事業天然具有正當性的程序。一盆“紅顏禍水”兜頭而下，澆醒了社會大眾，從此慈善組織的日子都不大好過了。紅會的“劣質自行車”和“發霉善款”，兒慈會的“小數點”和“粗糙表格”，成龍基金會的“管理費”疑云……都是輿論密切關注慈善組織一舉一動的佐證。

這種盯梢式的監督無疑是件好事。慈善展現的是社會良心，它一旦被操弄往往意味著社會底線的失守。特別是在矛盾糾結的轉型期，慈善業在一定程度上能沖抵貧富分化和階層對立帶來的緊張感，將中國社會尖銳的棱角柔和化，并提升公眾對于公平正義的預期。也正因為如此，如果連慈善組織都疑云叢生，更會成倍消耗社會的價值共識。

對于一個后發社會而言，中國很多組織制度、公共事務規則都是將西方“歷時性”積累的成果“共時性”消化。規則能與世界同步，但卻不是在社會發展中自發成熟的，現代慈善組織的運作就是例子之一。由于中產階級未成型，最為脆弱的底層民眾又在承擔發展陣痛，中國社會當下很難形成一種普遍的道德自治，慈善的熱情和動力自然不理想。對老百姓來說，慈善不是生活方式，捐款也不會列入家庭收支。而一個月前剛剛發布的《企業社會責任藍皮書》也表明，六成企業都在“旁觀”社會。正因如此，反向上更需要有高效透明、富于影響力的現代慈善組織進行提拉。這種反向提拉的情況見諸各個領域，也是現在中國發展的特點。

從慈善組織自身角度來說，也不必反感輿論的緊盯，根本上這是公眾幫它們在眼前好處和長遠利益間做取舍。紅十字會近日成立了社會監督委員會，新聞顯示，地方紅會的監督委員也陸續上崗。26日，紅十字基金會又拿到了透明指數排行榜的第一名，對比“63%的基金會合規性指標披露不合格”的大背景，其實應該感謝輿論倒逼改革。另外，紅會近年來所遭遇的挫折和它的危機公關措施，以及其后續的透明化制度建設，都給尚在粗放式發展的慈善界提供了前車之鑒。對于前述那“63%”來說，哪是前路，哪是火坑，已經標注得清清楚楚。

未來，慈善組織如何找到商業化的分寸，準官方性質的基金會如何去行政化，政策上如何為公益性社會組織提供更多空間以便引入良性競爭，都是慈善事業發展的課題。另外，逾六成基金會讓人“看不清”，卻都可以通過民政部門的年檢，監管滯后乏力可見一斑，也需政府檢討。在這些進程中，輿論的監督都是一個基礎性動力。慈善組織應習慣于時刻被圍觀的狀態，也應有更多公眾密切關注慈善事業運行。對慈善組織一舉一動的較真兒、警惕、監督，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一種公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