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些改判又何妨？

對判決不服就提起上訴，判決不當則應當依法改判，這是文明司法提供給現代社會解決糾紛的救濟之道。

近期，多家報紙報道了“安徽臨泉縣法院實行量刑規范化改革，415件案件無一改判”的消息。從字面意義上來說，應該是件好事，至少可以說明臨泉當地法院的審判工作得到了上級法院的肯定。

為什么臨泉法院的判決會受到肯定，細看報道，原來是因為遵循了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量刑指導意見以及當地高院制定的相關實施細則。如此看來，這則消息一則肯定臨泉法院的審判業績，二則對高法于2010年制定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表示肯定。

當年最高法院主推量刑規范化改革，制定這個指導意見，是有良苦用心的。

一段時期以來，民眾對各級各地法院在刑罰裁量上的不同尺度意見很大：有些案子，在一個地方被判刑，在另一個地方卻不判；在這個地方判三年，在那個地方卻被判七年；同類型的案件，這里的法院判死刑，別的法院卻判死緩甚至無期，等等。高法的出發點很簡單，希望通過制定一個相對統一的標準，將各地的量刑標準統一起來，解決“同案不同判，同罪不同罰”問題。

然而，作為辯護律師，早在意見出臺之初，就有擔憂，原因有三：

首先，當下刑事審判的主要問題，是定罪問題而不是量刑問題。在刑事審判中，存在一個邏輯上的先后順序：即必須先解決罪與非罪的問題，在罪與非罪無爭議的前提下，才談得上判輕判重的量刑問題。

司法實踐中有大量案件不能做到當庭宣判，即使少數能夠當庭宣判的案子，也沒有做到定罪與量刑完全分開的兩次審判模式。這樣，對認罪案件倒沒有多大影響，但是對于那些被告人不認罪，律師做無罪辯護或者改性辯護的當事人就是相當不公平的。道理很簡單，他都不承認自己有罪，怎樣讓他發表自己該判幾年的量刑意見？等到他聽到法庭對他定罪的理由后，假設他已被說服放棄無罪的辯解時，已經失去了對量刑問題進行答辯的機會。因為這時候，法庭顯然不可能再重新開庭聽取他的意見，而是讀出定罪理由后立即宣布判決的刑期。

其次，關于“同案不同判，同罪不同罰”的問題，事實上民間主要的不滿是集中在貪污賄賂案件中。眾所周知，有的受賄超過百萬的被告人即被判處死刑，有的數額過億卻依然是死緩或無期。因此，民眾普遍希望對職務犯罪和腐敗案件的被告人統一量刑標準，真正體現反腐倡廉的信心和決心。然而，在量刑指導意見中，恰恰沒有對這些犯罪的規范。意見中規定了盜竊、詐騙、搶劫等傳統犯罪的基準刑期與加減規則，卻對國家工作人員的類似行為（貪污的手段同樣是侵吞、竊取、騙取等）不做規范，任由刑法第383條（該條比較詳細地規定了不同的貪污數額所判刑期的長短——編注）“抓小放大”的不合理狀況持續蔓延。

再次，在司法實踐中，越是具體明確的規范，往往越是難以應用在個案中。因為現實是復雜的，各個地方的經濟、文化和觀念又千差萬別，個案中的公正很多時候離不開人情法理的指引與自由心證的發揮。指望制定一個巨細無遺的標準，其結果往往是將活生生的審判變成一架量刑機器。事實上，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即有學者研究過電腦量刑的軟件程序，最后無疾而終。

再來說關于臨泉法院的這條新聞。

正如前面提及的，人民法院的量刑指導意見實施已經兩年，在目前各個法院受理案件快速增長的今天，不要說415個案件，就是四五千件的法院也并不鮮見。

解讀起來，這條新聞存在如下幾個問題：

首先，“415”這個數字并不是該法院審理的全部刑事案件，而是試點兩年來，審結的全部量刑規范化案件。這就等于承認既有規范化量刑的案件，還有未按規范化量刑的案件。那么，那部分未按規范化量刑的案件數量有多少？上訴率有多高？改判率又如何？沒有任何交待。沒有對比，能說明什么問題呢？

其次，在415件規范化量刑的案件中，出現了上訴率低、當庭宣判率高、無改判、無涉訴訪的“一低一高二無”局面。但報道還是沒有給出具體數據：上訴率低，低到百分之幾？441名被告人中有幾人上訴？當庭宣判率高，高到百分之幾？415件案子中有多少是當庭宣判？

再次，對于審判機關而言，公正本身是它的天職，不應該變成一項可夸耀的業績。更重要的是，公正并不意味著被告人一定會服從判決。因為被告人自己對刑期的預判并不總是（甚至常常是不）符合法律的規定。正確的邏輯應該是這樣：假如審判是公正的，即使上訴率高，改判率也會很低；如果上訴率低，要么意味著法院做了很多解釋和說服的工作，要么意味著法院經常在法定刑以下量刑，以普遍輕判換取被告人不上訴，但這就意味著審判是不公正的。

指控要有證據，在未對臨泉法院的415個案件一一研究的情況下，我當然不能說臨泉及其上級法院存在問題，但是結合這條新聞透露的信息，筆者還是不免有些擔憂。

司法的正義和權威，并不體現在息事寧人的調解上，而是要果斷作出清晰的裁決，給公眾提供一個明確的對與錯的標準。而過分強調規范量刑、電腦量刑、息訴止紛所透露出來的信息，有時不免壓迫權利人讓步，更可能是對司法精神的誤解和貶抑。

對判決不服就提起上訴，判決不當則應當依法改判，這是文明司法提供給現代社會解決糾紛的救濟之道。人為地追求不上訴，上訴無改判，已經違背了司法活動的固有規律，把它當作“政績”或“成就”，客觀上助長了司法行政化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