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罰”如何成為城市文明催化劑

曾引起廣泛關注的《深圳經濟特區文明行為促進條例（草案）》，近日首次接受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審議。該《條例》擬對十大不文明行為予以重罰，其中包括亂丟垃圾罰200元、隨地吐痰罰200元、未清理路邊寵物糞便罰500元、禁煙場所抽煙罰500元、損壞或拆除環境衛生設施罰1萬元等。據悉，像深圳這樣對市民文明行為規范進行立法處罰，在全國尚屬首次。

靠罰款能否罰出城市文明，這是一個曾經爭議不斷的話題。我的看法是，城市文明建設，歸根結底有賴于市民文明意識的培養和道德水平的提升，因而僅僅靠罰款難以打造出一個文明城市；但辯證地看，如果能夠公開公平公正地執法，對城市不文明行為予以適量適度的處罰，確實能起到教育警示作用，進而讓“嚴懲”成為促進城市文明的催化劑。

對市民文明行為規范進行立法，涉及所有市民的切身利益，執法的內容和懲戒標準是否有“公允”，是文明立法能否被民眾接受的關鍵。以前有些城市嚴懲不文明行為卻遭民眾詬病，一個重要原因是公眾在標準制定過程中處于缺席狀態。相較之下，深圳市文明行為立法不是“閉門造車”的結果，而是廣納民智的產物——深圳市此前共啟動三輪民意調查，由市民投票選出了大家認為最普遍和最需要罰款的十大不文明行為；執法權限和罰款標準的制定，也得益于充分的民意收集和基層調研。

在廣開言路、充分征求公眾意見的基礎上制定草案，既能讓即將出臺的《條例》具備更加深厚的民意基礎和社會認同，也是一種非常值得肯定的文明行為規范宣講。票選十大不文明行為，能夠有助于公眾明確文明行為與不文明行為的邊界；在討論“該不該罰”、“該罰多少”、“由誰來罰”的過程中，民眾的文明意識也能得到強化和提升。正因如此，《條例》正式出臺之前的這段時間，就像是一個以宣傳、教育為主的“緩沖期”，這期間不斷升溫的輿論熱議有助于公眾做好“思想準備”，也便于他們更好地從無人管理過渡到嚴懲違例。

更值得一提的是，但凡涉及執法與罰款，都容易遭受“罰款經濟”、“罰款創收”的質疑，而深圳市的《條例》草案有的放矢地對此制定了防范制度，防止執法人員片面追求罰款金額，市民可對執法人員的行為申請行政復議，也可對執法人員違法違規的情況進行檢舉和控告。為執法人員的行為設定規范，能夠避免那些隨意胡罰、恣意亂罰、仗權濫罰的行為，用“文明執法”罰出文明。

深圳市為文明行為立法有諸多可圈可點之處，不過，正如前文所說，無論是政策制定者還是執法者，都必須明確的一點是，“嚴罰”僅僅是促進城市文明的催化劑，絕不能本末倒置。在以正式法律文本的形式為市民行為提供“硬約束”的同時，還必須有充分的宣傳和教育相配套，要通過多元化的渠道讓民眾明確文明規范和罰款標準。畢竟，罰款只是一種警示的手段，以罰管結合的方式規范市民行為、提升城市文明水準，才是真正目的。

湯嘉琛 （媒體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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