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管理除了罰款，就沒轍了？

如果你在邵陽城區違章停車，立馬就會有一群市容監督員“包圍”過來，并開出一張10元罰單。8月17日，記者赴邵陽調查。根據邵陽市城管局翻印的《市容環境監督員執法手冊》，市容監督員的罰金將上繳給區財政，及時結算后，其中80%將返還獎勵給監督員本人。（據2012年8月22日《長江商報》）

顯而易見，城管執法權外包，讓市容管理任務變得簡單而又專一：就是罰款，“別磨嘰，快點拿錢來！”而且，罰款還可以“提成”，80%返還給市容監督員作為工資，這必將極大刺激罰沒者的工作積極性。為了治理城市臟、亂、差，2008年5月，湖南株洲市政府做出了組建“市容環衛監督員”隊伍的決定，從此一股處罰之風盛行株洲街頭。在近3個月的時間內，株洲市天元區市容環衛監督員上崗人數18299人次，罰款127560元，收取的罰款有40%至50%的提成。

然而，城市市容監督員只能對公民的不文明或違法行為進行勸導，其本身沒有執法權，也不應當成為受托實施行政處罰的主體，更無權實施罰款等處罰。我國《行政處罰法》規定，行政處罰由具有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在法定職權范圍內實施。行政機關不得委托其他組織或者個人實施行政處罰。退一步說，就算是那些擁有行政處罰權的城管人員，也不能動輒罰款，搞以罰代管，管理城市應靠“法”而不是靠“罰”。

勿須回避，縱觀當今世界各國各地城市管理的經驗做法，收取罰款的確是管理手段之一。以我國香港地區為例，城管特色之一，便是處罰力度大、震撼力強。對隨地吐痰、亂拋垃圾、非法張貼、犬只糞便污染街道4項可以判拘役高至6個月；在店鋪6米范圍內積存垃圾的，由執法人員書面通知業主1小時內清理完畢，否則會被檢控，初犯最高罰款為5000元，再犯最高罰款達1萬元；食肆違例占用公共地方，一經裁定，最高可被罰款1萬元及監禁3個月，滯交每日加罰300元，等等。

但是，罰款不是唯一手段，并不是除了罰款就沒轍了。香港的城市管理行政執法體系比較統一、健全、有力，實行警署、行政執法、法院一體化，食環署與警署、法院形成了有機的效率極高的執法體系，增強了政府管理城市的力度，提高了執法效率。而且，香港特別注重提升城市管理的軟實力，著力提高市民的文明素養。公民教育形式多樣，無處不在。宣傳手法和象征標志不斷更新，宣傳方式靈活多樣，有電視宣傳短片、電臺聲帶、海報及橫幅、報章特稿及報道、巡回展覽、互聯網、商場大型屏幕墻等方式。香港還非常重視環境衛生的學校教育，將環境衛生信息納入中小學課程，為學生安排衛生教育講座，舉辦課外活動，是真正的城市文明從娃娃抓起。

執法程序規范，態度和風細雨，突出人性化管理，也是香港城管值得大陸學習借鑒的之處。在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梁卓偉看來，香港的小販管理能夠一團和氣，而沒有“兵戎相見”，關鍵是“就小販的非法擺賣而言，食環署的執法政策是具體而寬容的，如販賣活動不涉及售賣禁售或受限制出售的食物或熟食，也非在主要通道或行人多的地方進行，小販事務隊人員會先警告、后執法，并只會在口頭警告無效后才會采取檢控行動。”而對于年邁或殘障的小販，小販事務隊人員會依據現場情況，合理地行使權力。這可能是大陸城管的最大差距。

管理之妙在于“理”而不在“管”。曾國藩之所以特別強調“治民”應以“撫民”為要，這是由于能“撫民”則“民心團結”，否則“民心渙散”。城市管理也始于民情、民心和民意的切實把握與真實凝聚，管理者應多琢磨如何才能把工作做到市民的心坎上，感化市民積極配合和參與城市管理，這比砸貨攤、搶貨物、收器具、揮拳頭更有實效、更能管長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