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惡意賴賬”，吃虧的豈止是民眾？

2001年，河南孟津縣小浪底鎮村民楊安樂將逾6萬公斤玉米賣給鎮糧管所，按當時價格計算共74694元。但糧管所以“所里暫時沒錢”為由，為楊安樂開具收購憑證并加蓋公章，稱以后償還糧食欠款，誰知這一等就是11年。楊安樂及妻子多次討要欠款，但歷任糧管所領導均稱“找前任要去”。如今，楊安樂身患腦血管瘤，卻沒錢支付醫療費用。（8月18日《大河報》）

從安徽三義鎮政府公款吃喝欠債17年未還，到哈爾濱道外區政府拖欠工程款，企業追賬無望欲賣政府辦公樓，再到廣東湛江公共工程拖欠300余農民工薪水10年、8人已去世……短短一個月間，這么多起政府“惡意賴賬”事件接踵撲面而來，其拖欠領域之廣、時間跨度之長，無不考驗著被拖欠者與公眾的容忍極限。如今，這張不堪的“黑名單”再次被拉長，伴隨而來的又是一名因政府賴賬而無錢看病的不幸者，那發自床榻的控訴是如此的悲愴與令人心碎。

政府“惡意賴賬”事件為何頻頻發生？我想這一方面與政府決策的非科學、非民主“傳統”有關。盡管“開門施政”已為各方所共識，但在政績考核與“三公”享樂的作用下，一些地方依舊樂衷于大建各種華而不實的形象工程、超標準的樓堂館所，甚至不惜“預支”20年的財力重現汴京城。至于吃飯打白條、嫖娼給報銷更是已成為人盡皆知的“潛規則”。問題是，這些超出政府還款能力的工程建筑，前期經過人大審議、民主決策嗎？那些“白條消費”可曾向民眾公示并接受監督？可見，倘若無法從制度上約束政府的花錢沖動，這種“前任瀟灑、后任還債”的情況便無法禁絕。

另一方面,它還牽涉到一個政府權責的延續性和一致性的問題。縱觀最近的幾起政府“賴賬”風波，我們經常會發現“新領導不認舊賬”、“找前任要去”等字眼。殊不知，這種觀點刻意混淆了官員任期有限性與政府責任無限性之間的差別，不僅無助于問題的解決，而且有損政府的公信力。畢竟，在公眾眼里，政府就是政府，政府欠的錢就該政府還，至于是哪一屆政府、哪位官員欠的，則是權力內部需要協調解決的事。讓公眾承擔政府決策失誤、官員瀆職失責的成本，顯然是不負責任的表現，亦危及權力運作的連續性與平穩過度。

一直以來，和政府做生意、為權力打工被不少企業、務工者視為求之不得的好事。因為在公眾看來，相比私人機構，政府的信譽度無疑要好得多。然而，接連發生的政府“賴賬”風波，卻不斷地沖擊著社會的“固有認知”。而一旦政府信譽遭遇質疑甚至破產，政府工程無人承包、公共采購無人競標、公務宴請無人承接，那么不僅政務系統勢必癱瘓，市場秩序、社會運行也將遭到破壞。這些，恐怕是慣于“打白條”的官員沒料到的吧。難怪古人要說：肉食者鄙，未能遠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