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校長“職業化”是大勢所趨

中國名校校長再次公開承諾遠離學術科研。8月7日上任的北京外國語大學新任校長韓震向全校師生公開承諾“三不”：擔任校長期間，不再做自己的專業（外國哲學）學術研究，不再申請自己原有學科專業的研究課題，不再謀求與教學有關的個人榮譽。（南方都市報8月9日）

大學校長承諾任職期間脫離自己的專業學術研究，從而專心致志服務大學發展，這是令人欣慰的消息。一直以來，我們的大學校長除了校長這個“管理者身份”之外，大多還具有普通的大學教授身份，即擔任著普通的學術教研任務。這種校長身兼教研工作的雙重身份，看似是對人力資源的充分發掘和利用，但其逐漸暴露的弊端也不可忽視。

選拔學術權威執掌高校似乎是我國高等教育的一種慣例。據媒體報道，去年中國工程院新增的54位新院士中，有25人來自高校，其中13人為現任校長、副校長。在現有教育部直屬高校中，有超過九成的校長兼任博導。這種安排或許有著其合理的緣由，比如考慮到校長職位的學術影響。但不可忽視的是，校長將管理和學術教研兩項工作“一肩挑”，也無可避免地帶來一些弊端。畢竟一個人的時間和精力有限，而大學管理服務和學術教研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大學校長將這兩項繁復的工作同時擔在肩上，即便不會因為時間和精力有限而顧此失彼，也容易令這兩項工作的成色大打折扣，這不僅無法確保為促進高等教育發展提供優質的管理和服務，更可能會因無暇輔導學生，容易貽人以“誤人子弟”的口實。而且，鑒于校長職位本身所具有的行政權力，可以利用其影響給學術方面帶來一些諸如爭取學術研究項目和學術榮譽之類的“額外收益”，更容易引起社會指摘。

一直以來，包括大學行政化在內的教育領域行政化痼疾一直備受詬病，其中很大的矛頭都對準了大學將行政管理工作與學術教育互相“掛鉤”的畸形關系，這在很多身兼管理職位與學術教研的“官員教授”身上體現得最為明顯：學術為行政職位增光添彩，行政職位順帶為學術教研謀取“額外收益”。從媒體披露的學術腐敗事件看來，其中也不難尋覓“行政權力與學術互相勾結”的痕跡。無疑，這些弊端和教育的功利化、浮躁化思潮一起，成為制約大學教育健康發展的“阿喀琉斯之踵”。

大學校長做出承諾遠離“學術山頭”固然可喜，但這對于提升大學教育水平、推動大學科學發展顯然還遠遠不夠。教育學家梅貽琦說過，所謂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大學的主體功能在于培養人才，具有深厚學術素養的大師自然擔當著培養人才的重任，但作為大學管理者的一校之長的作用同樣不容忽視。作為大學教育的實際掌舵者，大學校長須明確自身角色定位，在科學的教育理念指導下，以為教師和學生提供優質服務、促進大學教育健康發展為己任，在推動大學教育科學發展的實踐中體現角色價值。這就要求大學校長遠離“學術山頭”，專心于教育管理和服務工作，心無旁騖地做大學校長該做的，就像梅貽琦先生所言，“率領職工給教授搬搬椅子凳子”。

大學校長職業化是教育發展大勢。比如美國耶魯大學第22任校長理查德·雷文，擔任校長期間沒帶過一個研究生，也沒掛名領銜做過一個具體的科研項目。這種一心服務大學發展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借鑒。令人欣喜的是，這種大學校長“專職化”的實踐，正逐漸為我們所重視。湖南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和北京外國語大學等高校校長承諾暫時遠離自己的學術專業，吉林大學、山東大學等多所高校校長退出高校學術委員會等行動就是例證。這種大學校長由“學者兼職”向“專職校長”的演進趨勢，體現了教育發展的要求，也是踐行教育十二五規劃、促進教育健康發展的有力舉措。總而言之，大學教育應當讓管理的歸管理，學術的歸學術，讓不同的角色在適合的崗位上專攻自己的術業，如此于國于民，利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