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大辦婚喪，報告不如公告

從4月20日起，新疆領導干部在操辦婚喪喜慶事宜時有了行為準則。自治區紀委、組織部、監察廳下發通知要求，領導干部家庭中除了婚禮、葬禮以外的事宜一律不得操辦，在操辦婚禮、葬禮時要向紀檢監察機關和組織人事部門報告，嚴禁借機斂財，嚴禁大操大辦。（4月20日《中國青年報》）

領導干部大操大辦婚喪事宜，不僅敗壞了社會風氣，更滋生出借機斂財、索賄受賄，被學者稱為“亞腐敗”。相對于人們所熟知的腐敗行為，這種現象往往冠以禮尚往來的頭銜，披著人情世故的外衣，使其更加具有隱蔽性，給監管帶來一定困難。近年來，各地紛紛出臺措施治理官員借婚喪斂財行為，向組織報告的做法就頗具代表性。

此前，廣州雷州、湖南瀏陽等地都出臺過類似規定，如今新疆則是在整個自治區范圍內推行，范圍更廣，力度更大。不過，作為一種反腐機制，我們不應簡單奉行“拿來主義”，重復“摸著石頭過河”，而應在認真論證反思，總結過往經驗的基礎上，對舉措的效果做出科學研判。從表面上看，向組織報告是從源頭控制官員大操大辦，加強監管管理，實則更像一紙空文，難逃“牛欄關貓”之嫌。

首先，指望自我舉報過于天真。制度設計應以人性假設為理論前提，一種公正有力的制度不能脫離人性假設的考慮。現代政治學理論認為，自私自利、損人利已是人的本性，道德秩序不足以約束人們的惡行，必須建立一套權力制衡的監督體系，以嚴格的法治管制人的行為。而報告婚喪事宜，都是領導干部自行填寫，在趨利避害的本性驅使下，即使大操大辦了，又有誰會不打自招？

其次，僵化規定疑似稻草人制度。“婚禮宴請人數累計不得超過300人”、“婚禮車輛不得超過8輛”等條條框框看似嚴格，卻很容易被鉆漏洞。媒體曾曝光，一些官員“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已經開始對婚喪事宜作“變通”處理：請客方式由直接告知向間接暗示轉變；操辦方式由一次大規模操辦向多次小規模操辦轉變；操辦地點由本地向異地轉變；操辦人向假借親屬、朋友等人名義轉變；收錢方式由公開收錢向暗地收錢轉變。

此外，內部監督容易浮于形式。說到底，向紀檢機關和組織人事部門報告仍然屬于內部監督，“自己的刀難削自己的把”，在官官相護的潛規則之下，縱然違背了規定，有關部門往往睜只眼閉只眼，不會較真。近年來，各地因大操大辦而受到懲處的官員，鮮聞是通過報告制度暴露問題的，更多的是被媒體曝光，或是在社會上造成惡劣影響。

溫家寶總理日前撰文指出：“公開透明、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是反腐倡廉的有效措施”。誠如斯言，只有讓人民群眾更方便地了解和監督，才能從根本上預防和治理腐敗。對于遏制官員婚喪斂財來說，向組織報告不如向社會公告，由部門監管不如請公眾監督。有關方面可以通過各種渠道，將官員婚喪事宜的報告內容予以公示，一來給當事人造成壓力，自覺收斂借機斂財的欲望；二來讓群眾有針對性地監督，戳穿一些官員假廉真貪的畫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