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體討薪”與“怒砸冰箱”的無奈

一張農民工在深圳繁華鬧市"裸體討薪"的照片近日在網上廣為流傳。照片里，在深圳繁華的福田區鬧市街頭，一個人上身赤裸，下著三角褲，腳踏解放鞋，胸前胸后貼著黑色心形剪紙，頭戴一副面具，上書"黑心老板"。左右兩旁，各有一人手拿"工錢要不到，是老板黑心，還是工程被層層轉包的原因？我們該怎么辦？"的牌子，押著"黑心老板"游街，引來大量市民圍觀。（12月2日《北京晨報》）

農民工討薪早已不是什么新鮮的話題了，近幾年來，每到歲末年初必有幾起"討薪秀"上演，之所以說是"討薪秀"，確實是因為我們一些職能部門和黑心老板已把農民工逼成了專業演員了。農民工流汗之后還要再流淚，甚至為了討薪還要絞盡腦汁，想盡辦法去"演戲"，以此來吸引社會的關注，向有關職能部門施加壓力，從而敦促黑心老板發放自己的血汗錢。

這種充滿"喜劇"色彩的裸體討薪方式，與其說是凸顯了草根階層的智慧與謀略，不如說折射出他們維權的悲情與無奈。

在維權的道路上，草根階層步履維艱，那精英階層是否一帆風順呢？"裸體討薪"讓我們聯想到了前不久剛發生的"怒砸冰箱"事件，兩件事時隔不久，似乎并沒有必然的聯系，但仔細分析，我們還是能夠看到兩者之間的共同點，那就是非理性維權。如果說文化程度不高、法律知識欠缺的農民工采取這種維權方式我們尚能理解的話，那作為文化精英、熟知法律的名人們在遇到侵權的時候，為什么沒有冠冕堂皇地拿起法律武器，而是"下三濫"地掄起了大錘呢？

實事求是地說，這種維權方式的產生和蔓延是有一定的歷史背景和原因的。維權者如果走正當渠道無非有以下幾種：一是與相關當事人協商，一般情況下無異于與虎謀皮；二是找相關部門投訴，但有時有關部門是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的，維權者只能知難而退了；三是向法院起訴，但時間、金錢和精力成本都很高，簡單的說就是耗不起。在理性維權無門或成本太高的情況下才被迫選擇跳樓、爬塔、裸體等非理性方式的，而這樣做的結果是政府高度重視，問題迅速解決，于是，有其他同樣遭遇的維權者紛紛效仿，非理性方式竟然迅速成為維權方式的主流。無論是草根階層，還是精英貴族，有時即使可走正當途徑，為了問題能夠迅速得到解決，也采取非理性方式來維權。

農民工"裸體討薪"，羅永浩"怒砸冰箱"這類劍走偏鋒的維權方式，固然不值得效仿，但他們的這種非理性化的維權方式，實際上揭示了我們整個社會脆弱的權利生態，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下一次侵權行為的受害者，都有可能成為黑色幽默劇的主角。因此，只有健全法律法規，職能部門執行得力，才能讓農民工回到維權的正道上，真正正大光明地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