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法者無權對艾滋病患嫌犯網開一面

10月29日中午，東莞鳳崗鎮官井頭村，36歲的鄒某和老板 “地主”販毒時被治安巡邏人員當場抓獲，身上查出毒品4克多；民警趕到現場后，卻當場將鄒某釋放。只因鄒某被懷疑患有艾滋病、肺結核，即使“抓了去監獄也不要”，警方實在沒辦法，只能放了他。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憲法的原則，如今，這條原則似乎正在改寫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艾滋病患犯罪嫌疑人例外。近來，艾滋病患犯罪嫌疑人被 “屢抓屢放”的戲碼頻頻在各地上演。就在今年7月，東莞警方抓獲兩名攔路敲詐并搶劫保安的男子，其中一名在被捕當日即被釋放，警方稱其身患艾滋病，按規定不能拘留。而在杭州曾有一個犯罪團伙，16人中有12人感染了艾滋病，公安機關對他們也是“屢抓屢放”。

有關方面對于艾滋病患者或病毒攜帶者違法犯罪的 “寬大無邊”，正逐步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像東莞鳳崗官井頭村的這位鄒某在當地販毒多次，由于警方對其“屢抓屢放”，致使其有恃無恐，敢于在警方眼皮底下販毒。有些地方甚至引發血案，遼寧省沈陽市市民邱福生多次被艾滋病患者管某敲詐、毆打，警方介入后并沒有對管某采取強制措施，致使后來邱福生被迫自衛，殺死管某。

“屢抓屢放”艾滋病患犯罪嫌疑人，警方往往以不適宜關押或者看守所、監獄不會接收為理由。然而，盡管艾滋病患者或病毒攜帶者具有傳染性且難以治愈，有其特殊性，但法律并沒有豁免他們的刑事責任，甚至法律也沒有規定他們不能關押。例如，《看守所條例》規定，“患有精神病或者急性傳染病的”以及“患有其他嚴重疾病，在羈押中可能發生生命危險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才不予關押。但是，艾滋病患者特別是病毒攜帶者并不在此列。艾滋病毒的傳播途徑非常有限，只有母嬰傳播、性傳播、血液傳播三種途徑，一般日常生活接觸根本不會傳播艾滋病；并且，根據目前的醫學水平，每天服用抗病毒藥物，可以將病毒控制在檢測不到的水平，免疫力也和正常人一樣，也就是說艾滋病毒感染者只要接受正規治療，可以和健康人一樣地生活。因此，將艾滋病患犯罪嫌疑人關押起來，并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礙。像河南新密警方對屢屢作案的艾滋病患犯罪嫌疑人紀小英就果斷關押于看守所，為其專門騰了一間房子，單獨關押，單獨食宿。

妨礙一些地方警方關押艾滋病患犯罪嫌疑人的，恐怕主要是觀念問題。一些警察本身視艾滋病患者為洪水猛獸，對于艾滋病患者違法犯罪的，寧愿息事寧人，深怕惹火燒身。其次，他們對《看守所條例》等法律產生了錯誤理解，認為看守所不能關押這類犯罪嫌疑人。其實，艾滋病患者并不像想像中那么可怕，警察應當轉變觀念，對艾滋病持有正確的認識。事實上，對艾滋病患犯罪嫌疑人的放縱，某種程度上是另一種對艾滋病患者的歧視，也是警察失職的體現。

當然，關押艾滋病患犯罪嫌疑人應該還有著現實的經費問題。因為艾滋病患犯罪嫌疑人需要單獨關押，這對普通的看守所來說，需要付出額外的人力、物力；而設置專門關押艾滋病患犯罪嫌疑人與罪犯的場所，則需要更大的經費。經費籌集固然存在種種問題，但是，相對于艾滋病患犯罪嫌疑人對社會造成的危害，投入這筆經費卻是必須的。湖北武漢市就在第二看守所設置了特殊病犯監區，關押了6名艾滋病患犯罪嫌疑人。因此，我呼吁盡快推動立法，制定相應的法律，規定政府應當加大財政投入力度，在地級市設置專門的看守所或者特殊病犯監區，在全國設置相應的特殊監獄，徹底杜絕警察“屢抓屢放”艾滋病患犯罪嫌疑人的現象，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