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世界預防自殺日”的主題是“多元文化社會之自殺預防”。

然而,“多元文化社會”的定義并不是清晰的；多元社會的預防自殺究竟有哪些不同之處，從來就沒人說清楚過。夸大自殺成因中的文化因素，夸大“文化沖突”、“文化適應”、“文化背景”對自殺的影響作用，這種意見是有害的。搬到中國，壓根“不合國情”。

“中國是高自殺率國家之一。據2000年國家疾控中心與北京回龍觀醫院的調查結果顯示，我國自殺率為22.23/10萬，每年約有25萬人死于自殺，200萬人自殺未遂，自殺已經成為我國人群第五大死因，是15歲到34歲的青壯年人群的首位死因”。一些學者在闡述自殺主要成因時，抓住了“壓力”這個字眼，指出社會底層人群也是自殺的高危人群，這是實事求是的表述。

在我的閱歷中，留下印象的自殺者有數十位之多，其“自殺理由”都比較明顯，死因如政治運動、絕對貧困（病困交加）、老無所依、激憤絕望，總之都是人害人、人恨人、人拒人所導致。由是，我基于經驗往往強調自殺成因中的社會因素。有時，這種強調有一定風險，責難者喜歡強調的是個人道德與精神因素，似乎這樣就可以減輕“社會病”的病情。

其實，沒有任何專業研究者否認精神病成因中的社會因素。當代中國人的自殺具有“形而下”特點，為信仰、信念、道德信條、警世或謝罪的自殺非常罕見。為處境艱難、為遭受屈辱和歧視、被外部現實所逼而自殺為通常情況。

錢權即人生價值標志物，即成功與幸福的有力證明，而對有權有錢卻自行了斷的現象，人們一般難以理解。人們對勞工“連跳”、對窮人全家自殺的案例毫不懷疑，而對官員自殺、特別是對官員自虐式自殺，則多采取不相信的態度，有錢、有權又沒絕癥，就沒有自殺的理由，這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一種“文化”了，這文化，屬一種“客觀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