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的“道德正義性”和“歷史合理性”

近代中國屢遭列強欺凌而民氣不振的血的警示，又一次迫使仁人志士上下求索。改良派梁啟超在百日維新失敗后，認識到居住在偌大中國土地的人們之所以不“愛國”，彼此之間也不聞不問，其淵藪是“家天下”。所以，他主張：“夫國家者，一國人之公產也。”他后來在新世紀之初闡揚“新民”說，呼吁塑造有自由個性、具獨立人格、結合權利和義務的國民。革命家孫中山也認為，普通民眾的國家意識貧乏，緣于只是納糧、服役，卻不被允許說三道四，因此不在意誰當皇帝；而民主共和革命旨在將國家的權力賦予人民。

1898年百日維新前夕，康有為籌組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的保國會，集合新興力量，砥礪士氣。有人告御狀：保國會“保中國不保大清”。但光緒皇帝的回應是：“會能保國，豈不大善？！”其襟懷和見識超越了本朝、本族、本集團的既得利益和權力藩籬乃至兩千年來的帝王思維范式，而且足以讓后來的當權者汗顏。

假如戊戌變法成功，整個中國、東亞甚或世界應當是另一個樣子。可是這個“假如”沒能變成現實。兩年后，唐才常等人的自立軍起事，雖然以“勤王”為旗幟，但也清楚表明：“不認滿洲政府有統治清國之權”，而是要“保全中國自立主權”。庚子事變后，清政府內部的頑固勢力也不得不同意進行改革。盡管在這遲來的“立憲”劇目中，“新政”是切切實實的“真改革”，但卻因其維系滿清統治的目的性而變形走樣為“假維新”。就此而言，對大多數革命者來說，暴力流血革命乃不得已而為之。針對所謂“民智未開”、“民生”落后的“國情論”，章太炎喝道：“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開之，而但恃革命以開之。”

最近，劉再復在說明寫作《告別革命》的初衷時辯白：“我和李澤厚先生一再聲明，我們并不否定以往革命的道德正義性和歷史合理性。”這“道德正義性”和“歷史合理性”是適用于辛亥革命的。

民主共和以徹底的方式將中國推出了王朝循環的窠臼。鴉片戰爭以來的歐風美雨不僅見證了堅炮利艦、聲光化電的威力，也舶來了近代的民族和民權思想，其中民族-國家的理念成了幾代“向西方學習”的中國人救亡圖強的圭臬。從章太炎倡立黃帝紀年、確立共同民族祖先，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藍圖，再到宋教仁為之喋血的現代政黨政治體制，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是辛亥之前、之后的一個美麗的夢想。

所以，辛亥年結束的不只是一姓王朝，或是一個異族統治，也是從法理上結束了帝制，一度迎來了人權平等的新紀元，縱然之后專制主義以其他形態再生，甚至極權主義肆行。今天，當我們正視民國鼎立后舊事，會有一種驀然回首的發現：我們“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不管是多么孱弱，多么多災多舛，多么不盡如人意，她的優秀子女依然在為了她的生存、生長努力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