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不可能一夜之間轉變身份，過渡辦法是逐步降低地方經濟發展的增速，將工作重心轉移到投資效率上來，新增的投資與基建等，放手交給民間企業實行。

21年的時間，中國土地價款增幅高達6732倍。

清華大學管清友先生取材于1989年—2010年《中國國土資源統計年鑒》、《國土資源統計公報》、《中國統計年鑒》等官方統計數據，得出中國土地價款增幅的結論：從1989年的4.47億元，到2010年的30108.93億元，21年間土地成交價款增幅達到6732倍，年均上升320.57倍。

這樣的天文數據并不奇怪。除了地價上升等客觀因素之外，土地溢價的最大受益者是掌握土地配置權的地方政府，裁判員與運動員集于一身，地方政府自然有足夠的動力拍賣土地、推高地價。

但一味痛批土地財政是思維的懈怠。我們必須追問的是以下兩個問題，土地財政推行20年有沒有合理性？有什么其他財政收入能夠替代如此之高的賣地收入？

必須承認，在目前的體制下，土地財政有其合理性。

一方面，在21年的時間里，中國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轉型過程支付了巨大的成本，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靠土地財政支付；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不僅是公共服務的提供者，更是地方投資公司的實際擁有人，是地方國有企業的實際控制者，在某種程度上，地方政府是市場的深度參與者。

只要目前的體制不變，地方政府是市場參與者，是投資家，是國企贏利的擁有者也是國企風險的最后承擔者，地方政府就會維持目前的資源溢價。在土地溢價下降之后，地方政府將追捧煤礦、有色金屬甚至水資源等，能夠歸地方財政的一切資源都在上漲的范圍之內，所謂按下葫蘆浮起瓢。逐漸剝離地方政府的直接參與市場的種種身份，資源價格才能擺脫狂躁，進入正常發展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