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溫江3000多人的村子，在出去打工的青壯年里，卻有100多人因為搶劫，淪為搶劫村。將原因歸于貧窮絕對正確，因為搶劫肯定比正當勞動來錢。但這樣的歸因卻是片面和淺薄的。窮不是必然搶動的理由。我們需要尋找更深層的原因來回答為什么和怎么辦？

其實，溫江村并非個個案，類似以村為單位的高犯罪率現象屢見不鮮，有賣淫村，詐騙村，行乞村等等。新聞報道中認為搶劫村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源于鄉村教育的凋敝。但如果簡單將鄉村教育不足理解為學校教育缺失同樣流于簡單草率。和學校教育相比，社會教育對個人素質，價值追求和道德取向的培養和塑造同樣重樣，甚至更加重要。一個人可以不上學，卻不可能不從周圍環境中受到影響。

無論是一般道德還是傳統觀念搶劫都是令人不恥的行為。溫江不是天然的賊窩，村民更不是天生的賊胚。村民的群體異變必然存在一個邪氣壓倒正氣的發展演化過程。與邪氣步步高漲相伴的必然是社會教育的全面失守。而農村基層組織的孱弱則是社會教育失守的主要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農民職業的多元化，流動的增多增快，農村由熟人社會向半熟人社會轉化，原本已為人民公社制度取代的農村傳統社會組織和道德體系更被沖擊得七零八落。留下的社會組織和教育空白急需現代農村基層組織去填補，但現實卻恰恰相反。

當前有一種說法，現在農村計劃生育也好做了，取消農業稅后也不用收稅了，因此，農村基層組織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在這樣的觀念的指導下，打著村民自治的大旗，農村社會教育問題說好聽點是自力更生，不好聽就是自生自滅。農村基層組織基本上無所作為。村民在急速變遷的社會現實和不同價值觀劇烈沖突面前，既失去傳統道德的約束，也得不到現代價值的營養，只能被動接受身邊人和環境缺乏穩定性和建設性的影響。運氣好的，或客觀條件優越，或村領導有方，發展成了文明村，示范村。運氣不好就可能走偏淪為搶劫村，賣淫村，行乞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