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謝根榮自行偽造了兩件“金縷玉衣”，出錢請故宮專家等人估價24億元，由此向銀行騙貸。有一位參與其中的專家接受采訪時，用了“學術自由”這么一個詞，引起輿論非議。（9月7日央視）

“金縷玉衣”事件差不多塵埃落定了，當事人被判了無期徒刑，而伙同的兩名銀行行長也分別判了有期徒刑20年和19年。塵埃落定之時，難免有些灰燼。整個事件中，五名專家，正是這讓人糾結的灰燼。為何涉案人員大多處罰了，而專家卻相安無事？他們沒有參與造假，但他們證偽了，這難道不該負責么？不處罰專家就是對證偽的縱容，這道理誰都懂，可為何不能付諸于實踐呢？

對于自己的“失誤”，甚至可以說是明顯的“錯誤”，有專家表示這是學術自由。的確，個人限于專業水平與技能的差異，對一件文物的鑒定，或許存在差別，甚至完全相反，這可以算是學術自由。廣義來看，五名專家拿著垃圾當寶貝，也的確有這種可能。但問題是，細節之處令人不得不懷疑這樣的“學術自由”。幾名專家鑒寶，居然是隔著玻璃鑒定的，而且吃了一頓飯就簽字了，之后，也都承認收了紅包，只是數目上有差別而已，你說，這是學術自由么？顯然不是，而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換。

學術自由不是萬能的卸責書。專家之前的檢查走馬觀花不負責任，就是對自己的權威的不負責任，也是在賤賣著自己的人格與職業道德。而今卻又推諉扯皮，全部把責任推卸給已經過世的專家，稱這名專家當時是權威，人家都認定了，自己豈能不簽字？這樣的說法，似乎也有點情理，可這樣的說法，和當前某專家的“學術自由”說，豈不是自相矛盾么？一面尊崇權威，一面學術自由，之所以有不同臺詞，都是為了更好地掩飾自身的過失而已。

學術自由才有學術繁榮，這點我們絕對贊同，但學術自由是有限度的，不是想怎么樣就怎么樣的，更不是那這去換取利益的“工具”，這點，相信也沒有人會否認。打著學術自由的幌子，干著為人不齒的利益勾當，這般道德的無底線潰退，絕不是什么學術自由，而是學術敗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