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短命政令為何無法長壽？若一種政令，從制定到出臺，本身就違背民意，引來民怨沸騰，此政令不短命才怪。再者，如果政令不為人民而令，僅僅代表組織方的意見，如此政令何以長壽？即便政令制定基礎是好的，但脫離實際，遠離問題，猶如“空中花瓶”似的政令，簡直就是“一紙空文”，自然只能“胎死腹中”。要說，我們公共政策的出發點和最終落腳點還是在管理上，主要是為方便更好地管理，更是為迎合百姓的需求，在檢驗政策的制定者是否真正跟上了社會進步的步伐，是否真正體現了百姓的意愿，這是最關鍵的核心問題。

第三，政令基礎怎能遠離問題？可以說，違背民意和脫離問題的政令，不僅百姓不滿，最終無法履行和執行。即便強制推行或執行了，必然引起社會的對立與之抗衡，從而政令只有成為擺設。對于這種政令，不出臺即好，出臺則廢，否則既害己又傷民。同時，要嚴把政令的出臺機制關，實際上，我們對政令本身涉及的利益主體有無充分“考量”是核心要素，對執行之后產生的社會效果有沒有預判的問題。只有通過調查研究和論證后，才得以確認。若政策的出臺和執行缺乏穩定性、連續性和權威性，表面上看是老百姓無所適從，實際上則是老百姓對政策的制定者降低了信任。可以想見，脫離實際的政令，往往明知不對卻偏要執行，“搞暈”老百姓的同時，政府的權威性、公信力和形象也隨之淪落。

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令而難行，寧勿令也”、“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如果政令朝令夕改，既有損政令的權威性和嚴肅性，還有損政令的穩定性和持續性，更影響到政府的公信力。政府需在政令出臺前做到“謀定而后動”，充分考慮“民主、法治、人道、科學、服務”等諸項依法行政的要求。在政令出臺后做到“謀錯而懲戒”，以問責制減少行政機關制定政令的倉促與恣意。

綜上，面對頻頻涌現的“短命”政令，要從中接受深刻地教訓，從制定政令本身就要樹立“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科學指導思想，從制定基礎開始，就要充分傾呼民聲民意，政令要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與相關利益，既要科學論證，又要力求完善。寧可慢些再慢些、穩些再穩些，凡制定和出臺每一部政令，都不要搶、不要急、不要慌，更不要倉促出臺政令，否則即出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