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顧人情的法律更有助于大義滅親

15年后的今天，刑事訴訟法迎來了第二次大修。據悉,此次刑訴法修改對于證人作證方面或有較大的突破，比如擬規定除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親屬有拒絕作證的權利。但近親屬僅限父母、子女和配偶。這樣一則消息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刑案擬摒棄大義滅親"既是新聞標題，也是部分輿論的觀點。但實際上，刑訴法修改確立親屬的作證特權，并不與"大義滅親"相對立，反而是對大義滅親的肯定。

大義滅親之所以為人所稱道，恰是因為一般人無法做到，屬于超道德的范疇。人人必須做到的是法律，是一般道德。如果親屬并無作證特權，那么即使出庭指證至親也不過是法律強制下的被動行為，大義與否已經不是證人能夠主動選擇的行為。這樣法律約束下的指證并不符合大義滅親自愿能動的性質，談不上贊美與推崇。只有當證人有權選擇的時候，自愿主動的指證才能稱得上真正意義上的大義滅親。

事實上，這次刑訴法修改中對親屬作證特權的確立十分有限，據專家解讀，親屬僅有權拒絕上庭指證，但"沒有權利拒絕作證"。也就是說親屬可以選擇的只是作證方式，而非是否作證。即使這樣已經朝著法理兼顧人情的方向前進了一步。

最易發現犯罪行為和犯罪蹤跡的是親屬。面對犯罪的親人，親屬的心理是矛盾的，一方面擔心對方不聽勸阻，越陷越深，甚至毀滅，另一方面又不忍心親手將之送入囹圄。左右為難之下，強調親屬間互相指證的責任，對包隱行為以包庇罪論處，不僅無助于當事人大義滅親，反而會因為舉報可以免責，舉報人從中得利的結果產生道德倫理和輿論上的壓力。

法律無外乎人情。最好的法律應該是兼顧法理人情的同時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去年，最高法規定親友"大義滅親"嫌疑人可輕判，無疑是有益的嘗試。犯罪份子早一天投案，正義就早一天得到申張，更避免了犯罪行為和危害的進一步累加。這正是大義滅親的意義所在。試想，當家屬發現自己的舉報不僅有助于公共利益，同時也有利于親人的切身利害時，即使親手將親人送進監獄也會在內心擁有一種"道德豁免感"，大義滅親這樣于公于私雙贏的行為選擇起來方能更加地輕松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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