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近日頒布《關于審理政府信息公開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根據《規定》，對于公民依法向行政機關申請獲取政府信息，行政機關拒絕提供或者逾期不予答復等5類案件，法院應該受理。

　　政府信息公開，就是落實公民的知情權。沒有知情權，公民的參與權、監督權、表達權等其他權利就無法落實。因此，2008年5月起施行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六條就明確規定，“行政機關應當及時、準確地公開政府信息。”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條例》一實施，政府部門就會自覺地公開政府信息。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門往往以國家秘密等種種理由，拒絕公開相關信息或及時公開，公民一旦訴諸法院，法院往往以“非具體行政行為”、不符合《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受案條件為由不予受理，導致公民投訴無門，加大了公民依法維權的成本，客觀上縱容了行政不作為、亂作為。像河南“天價過路費案”，被告時軍鋒的辯護律師王永杰先后向河南省交通廳、省政府、省發改委申請公開中原高速涉案路段收費標準等信息，但僅得到交通廳對24項申請問題的少量答復。

　　盡管《條例》第三十五條規定，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開義務的行政機關，由監察機關、上一級行政機關責令改正；情節嚴重的，對行政機關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可是，對于政府拒絕信息公開怎么辦的問題，《條例》的相關規定因無可訴性而難以落實。一般而言，拒絕信息公開，不會追究刑事責任；對責任人進行處分，也是一個原則性規定，并無可操作性；那么，最大的可能是，由上級機關責令改正。這樣一來，政府信息是否公開還是主要靠權力自覺，或者由上級權力對下級權力約束，這顯然與“依法行政”的原則相悖，不是法治社會的常態。

　　一些地方政府部門拒絕公開或拖延公開依法應該公開的信息，不但因為這樣做風險小、成本低，而且還可以從中得利。比如，一些政府執法部門擅自制定紅頭文件，隨意定價、漲價，設定罰款事項，侵害公民合法權益。一些地方公開“三公”經費等公共財政開支像擠牙膏，主要原因也在于維護一些人的既得利益。

　　中辦、國辦不久前印發的《關于深化政務公開加強政務服務的意見》要求，各級政府要按照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的要求，及時、準確、全面公開群眾普遍關心、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應建立健全激勵和問責機制，對損害群眾合法權益、造成嚴重后果的，嚴格追究責任。

　　可以說，最高人民法院的這一《規定》，不但是法治理性的回歸，也是對一些行政機關不作為的督促和問責。只有堅決追究有關部門不依法行政的相關法律責任，《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才可能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