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部分銀行因為資金緊縮對個人房貸業務開始惜貸，有的銀行規定具備公務員或事業單位身份才可辦理房貸。一家銀行的經理介紹說，非濟南戶籍的外地人如果沒有結婚很難獲得貸款（7月10日《新京報》）。

這是一個尷尬的現象，山東部分銀行房貸僅向公務員或事業人員開放，讓人看到了銀行是如何與權力階層結為“同盟軍”的，又是如何拋棄一般公眾的。事實上，此前已有一些銀行顯現出對權力階層的特別偏好，如某銀行曾規定：級別相當于副處級（含）以上的人員，最高可循環信用貸款30萬元；科級則可貸20萬元；級別與一般公務員相當的人，則能貸10萬元。對比之下，“房貸僅向公務員開放”還值得奇怪嗎？

那么，問題的關鍵在哪里呢？就筆者看來，這是當下社會日益權力化和社會資源日益向權力階層傾斜的結果。說穿了，這是權力優先的產物。并且，權力優先的邏輯在現實中并不少見，針對官員的優惠措施層出不窮，有些地方出臺的政策竟成了對官員的“優惠”政策。可以說，這種權力優先的邏輯正在造成嚴重的社會后果，不利于社會的和諧。

必須注意到，現在各個階層的不公平感都在增強，相對剝奪感成為公眾潛在的社會心理，落后的利益補償機制導致利益損害現象增加，而權力優先邏輯加劇了這一不合理現象，并且最終形成了權利的不均衡分布。

更何況，權力優先邏輯造成社會信任危機。現實中，不同階層的目標和話語正在逐步分道揚鑣，并且各自的價值取向、發言權也呈現出越來越大的落差，各群體之間的界限越來越分明。在這種狀況下，權力優先邏輯不但導致公眾共識的可能性在下降，而且會成為引發社會信任危機的導火線。

隱藏在“房貸僅向公務員開放”背后的權力優先邏輯容易引發認同危機。權力優先邏輯下，權力與市場的結合使得政府部門及其官員為了自身特殊利益往往侵害公共利益和其他群體、階層的利益，導致政府作為社會公共權力機構的合法性基礎受到一定程度的侵害。如此以來，就會對公務員和政府產生非認同感。

更重要的是，權力優先邏輯在增加公眾不安全感的同時可能誘發社會風險。我國社會轉型期面臨著社會安全隱患，表現為多重風險共生、社會自身在保障安全方面具有脆弱性。舊的社會資源分配體系、控制機制、整合機制正在趨于解體，新的體系與機制尚未完善并充分發揮作用，而權力優先邏輯增加了消除社會安全隱患的難度，誘發和加劇社會風險。

當“房貸僅向公務員開放”明目張膽地出現并且理直氣壯時，實際上很可能是誘發社會不滿的符號，加劇了社會日益權力化的困境。“房貸僅向公務員開放”的實質是權利失衡，其后彌漫著一種社會資源、政策和財富向權力階層傾斜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