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節后，南科大一名王姓學生再未歸校，據稱已經退學。該生日前發博客稱，南科大前途不大，他透露絕大多數同學選擇南科大，是為了能夠通過南科大與國外高校的合作出國留學。此外，他對自己被代表“拒絕參加高考”表示不滿（6月29日《新京報》）。

南科大從誕生以來，各種是是非非和爭論就沒有斷過：從學生聯名拒絕參加高考，到核心團隊的離開，再到學生的退學。對于層出的負面新聞，輿論給予了南科大相當大的鼓勵，但客觀地說，對于當下僅僅四十來名學生，結構框架尚難言成功的南科大，公眾的期待是否過于狂熱？

憑心而論，王姓同學在博客中對“被代表”、“出國留學”的描述，更直指在現實中打滾的每個人的內心。基于常識，我們可以這樣說，任何一個“成績差，逃課多”的學生，其離開方式一為“勸退”，一為“開除”，很少有主動認識到錯誤而自動離開的。由此，南科大校長朱清時“王某入學后很多課沒有上，也不參加考試，后來不適應南科大學習進度，最后只能退學”的回應顯得語焉不詳。

出于對現行教育體制弊端的惡感，公眾對敢于吃螃蟹的南科大給予了相當大的支持和寬容，但問題是，這支持和寬容是否足夠客觀？

不久前《南方周末》的一篇調查報道說，朱清時“邊開車，邊鋪軌”的辦學理念受到幾位港大教師的質疑，對于朱清時把南科大的創建比喻成建一所世界一流別墅的話，李曉原批評說：“你不能還沒有設計圖紙就開工建設什么一流別墅，更不能別墅還沒建好就讓‘住客’入住。”

由此可見，用“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對待尚缺乏獨立思考能力的高中畢業生，南科大的改革確有鹵莽之嫌。公眾對于新改革的支持，顯然也應該降降溫，甚至該多一些批評聲音——最好的支持是指出不足，而非寬容到容忍掩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