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腐敗與反腐敗魔道斗法的無休止，決定了魔術與道術相生相克的無窮盡。一些腐敗分子總想全身而退，便使出渾身解數，搞出一些新的腐敗形式與手段，在監管的陽光一時難以照耀的角落暗自滋生。

前有中山原市長李啟紅“指導”親屬炒股獲利，卻妄想逃避刑事罪責。今有茂名市原常務副市長楊光亮，把權力當作產業運作，用贓款進行多元化投資。另有茂名幾位政法系統人員，與涉黑團伙勾結，權力與暴力聯合運作，形成黑色腐敗產業鏈。

如果說他們是在任上即行腐敗，那么另一些人則搞的是“期權腐敗”。在任上裝清廉，但暗自通過手中的權力為特定對象謀私利。表面上分文不取，卻在心照不宣中留待來日，即待其離職或退休后再接受各種形式的好處，獲取權力的“期權”收益。

這些年，從內幕交易到官商合謀，從官黑勾結到期權腐敗，腐敗方式層出不窮。盡管反腐部門都曾注意到，有的還及時出臺反腐制度，也有一些腐敗官員因此落馬，但與腐敗變種頻生的形勢相比，與其方式創新百變的情況相比，一些反腐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完善進展緩慢，致使一些腐敗分子成了漏網之魚。這提醒，反腐制度的創新能力亟待提升。

引人關注的是，中紀委副書記吳玉良近日公開回應期權腐敗等問題，直面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困境。這從側面表明，只有針對腐敗的新形勢、新情況，創新反腐制度，才能在魔道斗法中術高一招，克制住腐敗分子的魔性。

以財產申報為例，這是公眾期望甚高的反腐制度，但正如吳玉良所言，它的良好運行還缺少兩個條件：社會的誠信體系和信息統計體系。的確，目前這一制度的運行，依賴于官員自行申報，虛報、瞞報尚無有效應對之策。同時，這些財產情況信息，是信息學上的一種“死的信息”，缺乏流動性，也難以相互印證，只有建基于現代技術，互聯互通，這些信息才會發生有效的牽制作用。

楊光亮即是明證，他為自己和家人辦了多個假身份證，并用假證購置多套房、辦理多個存折，“潛伏”多年未被發現。既是腐敗分子，又怎么可能把腐敗所得如實上報？

再以期權腐敗為例，盡管吳玉良所言有三招防范“權力期權化”，但腐敗分子突破它并非難事。而且，很多獲取期權收益的手段，隱秘而層出不窮，想要發現殊非易事。

由此可見，反腐制度的創新，不能只是修修補補式的創新，也不是頭痛醫頭式的創新，而應著眼于反腐大局，搞系統性、集成性、根本性的制度創新，使腐敗分子不能腐敗、不敢腐敗、不愿腐敗，如此才有“道高一丈”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