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化浪潮帶來了東南沿海的繁榮,人口大遷徙也把城鄉二元結構變得更加擴大和復雜。一些小鎮變成中等發達城市,鄉村變成城鎮,但城鄉二元結構并沒有隨著城市化而消失,那套老管理體制的一些弊端進一步突出了,在個別地方,甚至形成了外來人口與當地戶籍人口福利差距越壘越高的“社會堰塞湖”。
廣州增城事件等近年一些大大小小的群體事件,在不同程度上有當地和外來人口利益沖突的影子。個別針對外來人口的管理摩擦,引起不直接相關的其他外來人口圍觀參與并泄憤。這在東南沿海發達城鎮日漸成為突出的群體事件新類型。
必須指出,東南沿海小城鎮的崛起,當初都具有自發性,最早的支柱產業都是勞動密集型的,當時的地方領導不可能有對今天社會矛盾的預見。中國一些“第一村”大多是二元人口結構的典型,它們對外炫耀的社會福利,基本都是針對本村戶籍人口的,一個人把戶口要遷進這樣的“村莊”,大概比遷進北京、上海還要難。
在廣東一些城鎮化的鄉村里,所有戶籍人口都有分紅,人頭一年分十幾萬元并不稀奇,分幾十萬的也有。此外,沿海城鎮的戶籍人口很多都有財產型收入,如出租物業。他們的就業更容易,有的自己當老板,有的就職于親朋企業的管理崗位。大量城鎮出現當地和外來人口的倒掛,個別城鎮的外來人口數倍甚至十數倍于當地戶籍人口。經濟分化與戶籍分化幾乎成為對等關系。
《瞭望》新聞周刊提出,這不是簡單地用一句“加強外來人口管理”可以對付的,在很多地方讓外來人口“融入”當地已成為偽命題,因為外來人口已經在那里成為主體。這種判斷具有相當的客觀性。
這樣的二元結構已經成為東南沿海一些地方的“定時炸彈”,成為中國社會當前追求公平浪潮最先遭遇的突出圍堰。它具有極強的基層性、日常性,利益的兩端都是普通群眾,一旦調整該二元結構,帶來的利益損益都是真金白銀,改革的難度比在大城市里弱化戶口的“特權”還要艱難得多。
然而不調整肯定不行,一方面外來人口的權益意識已經覺醒,互聯網在不斷強化他們爭取自己利益念頭。另一方面,這本身就是中國社會民主化和公平化最終無法回避的利益調整,中國的南方城鎮不可能成為卡塔爾或者科威特那樣的畸形社會:石油財富造成外來人口高于當地人口,整個社會被分成“公民”和“外國務工者”兩個群體。
一下子打破沿海城鎮二元結構的壁壘是危險的,但逐漸拆除這個壁壘是必須的,實際上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在逐漸降低戶口的實際“含金量”。這是一個較長的過程,但沒有開始,沒有明確的方向,就不會有終點的到達。大城市的戶籍居民已經接受了原有的福利被稀釋,只要做好工作,沿海城鎮的戶籍居民也未必就會拒絕接受這個過程。事實上,長三角地區已經有一些城鎮在嘗試推進,提出“新義烏人”等,這是值得鼓勵的開始。
這顯然是有一定社會風險的調整,但不做調整,未來的社會風險只會更大。我們認為東南沿海外來人口集中地的當地政府應對此有緊迫感,抓緊試點,形成政策。不應怕調整的過程“出事”。不出事的中國根本就不存在。重要的是,“出事”的方向是主動建立一個與國家改革方向相一致的社會新管理形態,而非原地打轉的一次次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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