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命建筑”的“命根”到底應攥在誰手里？

寬窄巷子、文殊院、大慈寺、水井坊，這是成都市城市總體規劃中要保護的四個歷史文化街區。也是成都作為全國歷史文化名城的重點區域。然而在2008年建成的大慈寺歷史文化街區一期工程，總面積近萬平方米的仿古建筑，在今年三四月被拆除，中間存在的三年時間里，幾乎沒有使用過。據了解，耗資數千萬元的仿古建筑，建了不用，還要拆掉，是因為“市里不滿意”。（中廣網 2011年6月13日）

轉眼間，數千萬元白白打了水漂。對此，當地解釋稱，政府沒有投資，言外之意，拆除這些建筑，政府也不會有什么損失。這就令人頗為費解：當初建設是由政府拍板，如今拆除也是源自政府的決策，投資單位如此誠懇配合，心甘情愿地把錢往水里扔，難道僅為搏“官顏”一笑？就此，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教授譚繼和的分析倒是入木三分，稱堤內損失堤外補，這些損失最終會一分不差地轉嫁給平頭百姓。

不知前因后果的老百姓，卻無端成了“短命建筑”的最終買單人。更為滑稽的是，這種建也有理，拆也有理的荒唐之舉，目前看不到有人因為數千萬元打水漂，而承擔責任的跡象。可以想象的是，一旦領導決策失去責任成本的嚴肅制約，無論是大興土木，還是一拆了之，總會表現得那般理直氣壯，不容質疑。更何況，現如今拎著領導意圖的“鞋”，馬不停蹄地尋找所謂科學依據的“腳”的專家大有人在。

放眼時下，一方面是經濟高速發展，另一方面卻是“短命建筑”的層出不窮。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就曾表示，我國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國家，每年新建面積達20億平方米，使用了世界上40%的水泥、鋼筋，建筑的平均壽命卻只能維持25~30年。英國、法國、美國的建筑統計平均使用壽命分別為132年、85年和80年（中國青年報5月11日）。發達國家建筑壽命之所以長，除了本就特別注重規劃和建筑品質，除了建筑拆除經濟成本的高企外，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那便是誰也不敢小覷的政治成本。

相比而言，我們身邊的“短命建筑”反倒像是一個難受控制的怪胎，一方面公然消滅了辛苦積累的存量財富，但同時卻可以推高GDP數值，還可以矗起一些領導引以為傲的“地標”式建筑，對地方政績而言，只見其利，鮮見其害。這也就是講，在“短命建筑”問責體系的缺失下，源自政績利益的沖動自然更易于膨脹，到底是建還是拆，更像是發端于領導個人喜好的一片浮云。

成都仿古建筑的拆除，只不過是“短命建筑”的又一尋常之舉。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建筑的“命根”被攥于個別領導手里的現象不能改變，相關責任體系就不可能發揮出應有的約束效力，“短命建筑”也就不可能自動淡出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