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東莞的街面接連發生幾單案件，性質比較惡劣，市民對于東莞治安的擔憂有所增加。對此，治安巡警支隊相關負責人在微博上回應：為確保深圳大運會期間社會治安穩定，深圳采取措施清查各類違法犯罪人員，不可否認會將一部分高危人群“趕”至東莞。（6月1日《廣州日報》）

據了解，這其實也是東莞警方首次正面回應深圳的“清危”工作，東莞之前一直認為鴨梨頗大，但此次算是真正承認了深圳的“清危”“連累”了東莞。兩個月前，深圳“清理治安高危人員”的行為飽受詬病，中央和地方媒體紛紛批評其侵犯人身權利、公權傲慢、違法、鴕鳥政策……深圳的做法并不光明磊過，可東莞的這次表態也“高明”不到哪里去。

東莞的回應，首先證明了東莞警方也認同這8萬被清理的人屬于“高危”；否則，人家東莞最近不會頻頻發生性質比較惡劣的案件。深圳把長期滯留且無正當職業及穩定經濟來源、無正當職業、生活規律異常、經濟來源可疑者當成“高危人員”清理了，東莞也是把這些人理所當然地當“高危人員”看待了。接下來的行動可想而知，肯定是會掀起一系列緊鑼密鼓的治安風暴行動。

其次，東莞的回應也是在給自己工作欠妥推卸責任。固然那些在被深圳清理的“高危人群”存在犯罪的傾向，但是東莞也沒有做好足夠的準備治理好城市的治安。有網友在論壇留言說，“自己在東莞十年，手機被搶過兩次，入室被盜五次，車上被扒三次。”想必這都是在深圳“高危人員”到來之前發生的吧。

城市的治理，不能依靠一味地清理、高壓打擊，而是需要從根本上想辦法解決，培植這些人自我發展的能力。不消說潛在的“高危人員”，澳洲當年是真正的罪犯流亡地，可現在的發展還能讓世界小覷嗎？據《澳大利亞時報》報道，從1788年到1868年，大約有15.7萬名英國罪犯被流放到了澳大利亞，其中8萬人都被流放到了新南威爾士省——這個數字和深圳清理的“高危人員”恰好接近，可就是這些罪犯卻繁榮了當地經濟發展出一個新興經濟體。

改革開放之初，國內許多大城市其實也存在大量無法充分就業的社會閑散人員，他們被冠上一個歧視性的名詞“待業青年”，給社會治安構成了潛在危害。可正是由于當時良好的允許個體經濟發展的政策，鼓勵這批人自謀出路、自主創業，使他們成為了改革開放之初第一批“萬元戶”，日后這些人中更是走出很多民營企業大老板，成為社會發展的中堅。

換一個角度想，倘若當年只是一味地把他們從城市驅逐出去，沒有技能、沒有工作、沒有收入，有的人可能還有犯罪前科……這讓他們到底如何生存？這其實也正是深圳目前這被驅逐的8萬人面臨的困境。

深圳“清危”，東莞“喊累”，這到底是誰之罪？追本溯源，無論深圳還是東莞，當初都沒有給這些無法充分就業人員提供一個自我發展的良好平臺，所以才造成了今天這種局面。如果各地一味打壓而不制定行之有效的措施出臺，幫助這些缺乏技能沒有生活來源的人員提供生存途徑，那么，今天他們能成為東莞人眼中的“不安全因素”；明天就可能會成為惠州、佛山周邊其他地區的潛在危險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