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體系的問題，日常生活中每每碰上。最具新聞性的，恐怕是醉駕問題。自從《刑法》把醉駕入罪并確定5月1日實施，先是最高法院一位副院長指出醉駕情節輕微不入罪。之后輿論熱議，公安部順應輿論導向要求警方對醉駕一律刑事立案，最高檢察院則在5月23日表示，只要事實清楚，證據充分，將一律起訴?？磥?，公檢法三方對《刑法》的醉駕理解不一，對這一罪名與《刑法》“總則”的關系理解也不同。這看起來有問題，事實上是好事。它們各自在自己權力范圍內行事。

回想十幾年前，中國在制定反壟斷法過程中，工商局、商務部和國家經貿委都想成為反壟斷主管機關和審查機構，為此爭執不休。當時不少國內和國外的反壟斷專家均希望中國學習歐盟，設立單一反壟斷委員會，汲取美國由兩個機構進行反壟斷審查導致低效率的教訓。但是，權力平衡難以做到，各部委均希望自己在反壟斷領域有充分話語權、決定權和處罰權。最后，中國反壟斷法開創先河，中國有了三個反壟斷的主管機關，這使許多人哭笑不得。建立一個統一的機構，來處理反壟斷問題只能等下次法律修改了。

十七大之前的大部委改革雄心勃勃，因涉及權力分配及相應職位的減少，最終未能切實完成。這說明權力異化使官僚機構不僅缺乏改革動力，還產生了阻礙社會資源有效配置的巨大能量。中國行政機構的歷次改革，如增設部委則官僚機構反應積極，如縮減部委則一定遭官僚機構反對。每次改革后，不斷產生許多“臨時性”“協調性”辦事機構，增加行政成本。

5月初，環保部叫停兩項高鐵項目，展示了環保部和鐵道部的權力博弈。這也間接說明當時高鐵在設計和立項階段根本沒有對環保部“買賬”。環保部現在亮出寶劍，借公共輿論之力，使高鐵項目停建，其中社會資源浪費的賬已無人去算。

更早些時候，文化部曾公開指責新聞出版署對網絡游戲《魔獸世界》的處罰“越權”；農業部和工信部也展開舌戰，針對的問題是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大幅上揚是由于貨幣超發，還是農產品價格上漲過猛導致。

除了中央部委之間的爭議，省與省之間，省與中央部委之間的矛盾和紛爭也時有發生。在我處理過或聽說過的很多外國投資項目上，各省為“搶項目”各自開出在稅收、勞工、土地等方面的優惠，有些是明顯違反中國的稅收政策的。按政策，國家稅務總局對類似稅收減讓應不會予以認可。這無形中增加了外國投資者的風險。

權力尋求其職權最大化，因此有時有些官員借此尋租是自然而然的事；權力也追求風險的最小化，所以有時看到官僚機構互相推諉和官員不愿被追究責任，投資者只能搖頭。

當然，若說中國完全沒有設計制度性的方案，似乎并不準確。中國憲法事實上已經有了建立違憲審查制度的雛形。只是沒有把公權力監督機制以及部委之爭的權力限制機制公開化、程序化和司法化。中國的《行政訴訟法》從法律方面，解決了在具體行政行為方面民告官的可能性（當然這類案件的公信力有待提升）。但是，對于上面所提到的權力紛爭，中國的法院沒有管轄權。（本文摘編自《新世紀》2011年第21期，作者系國際商會仲裁院委員、倫敦國際仲裁院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