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部分人士憑借公權力在保障房市場“鳩占鵲巢”現象屢見不鮮。有報道稱，作為長春市最大的保障性住房工程，團山小區內的經濟適用房就被公然叫賣，業主多為當地公務員。有記者測算，該小區樓盤公開售賣價已超過經適房最初定價的2倍多。眾所周知，經濟適用房的價格較周邊市場價格普遍低廉，經適房價格“翻番”的潛臺詞就是同板塊商品房價格可以“飛得更高”。

那么，公務員為何頻頻成為保障房業主呢？原因不外乎兩個，其一，保障房供給信息不透明，真正需要得到住房改善的人群申購無門。例如，近10年來，山西晉中市城區建設了約600萬平方米經濟適用房，當地卻從未面向社會登記、審核過符合經適房購買條件的家庭。在懲戒制度遲遲難以到位的監管環境下，難免讓尋租者“近水樓臺先得月”。另一個可能是，保障房設計偏離了目標人群的承受能力，繼而成為了較高收入者的投資品。例如在河南省漯河市，當地經濟適用房銷售價格僅比商品房低一兩百元，不具備明顯銷售優勢。而一些地方保障房價位與中低收入者相吻合的，又經常會因為交通不便、配套設施落后等問題，難以成為適宜中低收入者生活的場所，反而成為了市場分配的雞肋。歸根結底，保障房吸引投資者紛至沓來的重要原因在于，通過其價格洼地可以獲得豐厚的投資回報，而監管不到位則在其中起到了催化作用。在近年來兩會上，許多代表都紛紛建言在保障房市場推廣租賃模式，但卻遭到了地方政府的否定。對于資金壓力較大的地方政府而言，以售為主的經適房可以讓投入資金快速回籠，“一賣了之”、簡單方便；而以租為主的公租房不僅會長期占用投建資金，而且需要承擔后續管理責任。兩相權衡之下，經適房模式在各地廣為推崇，即便重慶此次以公租房之名區別于經濟適用房，但同時也設定了若干年后租客享有低價購買的權利，其實質與經適房并無二致。

其實，在住房保障工作推行較為成功的我國香港地區與新加坡，均秉持了以租代售的基本思路。我國保障房市場的健康演繹，也應遵循這一路徑，以便削平其利益高地，并彰顯出公益屬性。其中的關鍵則在于，地方政府不再染指利益博弈，退而扮演起裁判員角色，將賣地所得納入預算體系，或設立專門的保障房建設基金、或鼓勵社會資金投建，無論盈利虧損皆與地方財政絕緣。當然，這一改革牽涉當前財稅體制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一通盤革新遙不可及，可以長期停滯不前。

保障房的名義服務對象與實際入住業主發生了偏差，不僅形成了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而且擾亂了樓市調控的正常步伐。對此，有關部門該認真反思一下自己的職責與定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