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條讓一喜一憂的新聞，放在一起很有意思：

重慶檢察院承辦的“法治與責任———全國檢察機關懲治和預防瀆職侵權犯罪展覽?重慶巡展”已在5月16日開幕，這是首次以懲治和預防瀆職侵權犯罪為主要內容的全國性展覽。（5月17日《重慶晚報》）

被社會廣泛關注的刑法修正案(八)于５月１日施行之后，已產生了首例對被判處死緩的被告人處以限制減刑的案件。但是，貪污受賄罪未被納入此次修正案限制減刑的范圍，引發了社會擔憂。（5月16日《瞭望東方周刊》）

如此對比，可否如此理解：一邊是對瀆職侵權犯罪進行高調的全巡展，一邊是貪污受賄罪未被納入此次修正案限制減刑的范圍；即，一邊是顯示對吏治的隆重宣傳和嚴治決心，一邊是對官員貪污受賄罪采取寬容這態；即，在打擊官員的犯法犯罪上，宣傳上搞得很有聲有色，制度設計上卻躲躲閃閃。如若是這樣，無論如何宣傳，也不能讓官員有太多的畏懼，因為，制度上設計已經給他們鋪就了低成本的犯罪機會。

從定義上看，瀆職犯罪和貪污受賄罪是不一樣的，但兩者都發生在在掌握公共權力的國家公職人員中的犯罪，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不正確履行職權，甚至濫用職權的結果。都應該在制度設計上給予“精確打擊”，而所謂“精確打擊”，就是要“精確量刑”，只有“精確量刑”，才能“精確打擊”，讓犯罪無處可逃，維護法律的公正和尊嚴。倘若做到這一點，那么宣傳就能起到殺雞給猴看的警示和震懾作用，倘若做不到這，再怎么宣傳也收效甚微。

我們知道，要說做警示宣傳，誰也做不過朱元璋，他把貪官進行“剝皮食草”給其他的官員現場觀看，這種血腥殘忍的宣傳警示無人可及，嚇得官員面如土色，但明王朝貪腐之盛，歷史上有名。因此，靠制度而不是靠宣傳，是人類無數反腐嘗試后得到的最可靠的辦法。

我們當然承認，這些年，我們在吏治上確實下了很大的功夫，中央領導三番五次強調，嚴打一輪輪進行，宣傳教育長抓不懈，但效果并不太理想，貪污受賄、瀆職侵權屢見不鮮，且貪污受賄數額越來越龐大，瀆職侵權導致國有資產流失，造成群死群傷的重大責任事故越來越突出。

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新的刑法修正案（八）一次性取消了１３種非暴力經濟性犯罪的死刑，因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和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被判處死緩的犯罪分子，法院根據犯罪情節等情況，可以同時決定對其限制減刑，限制減刑后的服刑最短年限達到27年以上，可是貪污受賄罪未被納入此次修正案限制減刑的范圍，不能不令社會擔憂。

從這樣的刑法修改，我們固然看出對人道、文明的主流價值的尊重，但卻看不出對吏治從嚴整治的信號，相反，一方面提倡慎殺、少殺，減少死刑，一方面在生刑上不進行限制減刑，留下了人為操作的空間，不能不令人擔心，一些被免死的貪腐官員，則會利用各種手段和資源，獲得各種各樣的減刑機會，出現量刑不精確的偏差。這樣，沿著“免死－減刑－假釋”的路子走下去，很快就會變成“老子又是一條好漢”，最終損害司法公正。

事實上，按照刑法３８３條規定，個人貪污數額在１０萬元以上、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可是，近些年來，官員因貪腐被判死刑的很少，被立即執行的更少，甚至連貪污上億、上十億的官員都被免死。而據官方報道，目前中國在押犯每年至少有20%至30%獲得減刑，而官員獲減刑的比例則達到70%，遠遠高出平均值。這確實大大削減了官員的違法成本，以至于讓官員不憚于“前腐后繼”。

預防貪腐，從嚴吏治，就要按中央的要求，使貪官“政治上身敗名裂，經濟上傾家蕩產，思想上后悔莫及”，這要靠司法的“精確打擊”，而宣傳教育只能是輔助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