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廣東省實驗中學初中部組織初二學生跪在操場上，從父母手里接過家書，完成“青年禮”。不少家長竟當場“感動”流淚。（《廣東網》20115月5日）

比起過去由青年團組織一場會議或者一場宣誓活動的慣例，數百上千學生操場跪父母顯得煽情味十足而又“新穎”別致。但在21世紀的今天，對學生的感恩、親情教育仍然只能停留在“跪父母”的傳統表達形式上，怎么說都有點兒別扭。

學生不懂感恩，親情缺失，源于家庭教育的弱化和社會教育缺位。不少家長已從孩子父母淪為“生活費提供者”，社會淪為“看客”。而學校則從過去的1/3教育者升格為“全頻道保姆”，不得不大幅度增加學生滯留學校的時間。這種人為改變學生生存環境的教育模式，破壞了家庭、學校、社會“三位一體”的教育生態平衡，既容易讓學生產生厭學情緒，又使父母與孩子之間因喪失正常溝通而隔閡。

學校早就不堪“保姆”式教育責任的重負。但一波又一波的教育改革只注重體制的穩定過渡、教育內容的換湯不換藥，始終不給學校減負，逼得學校“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稱書包”重量，“為家長洗腳”，“給父母寫信”……到今天“向父母下跪”。

有關資料顯示，西方學校，除了十分注重學校教育效果的改善、提高外，特別強調家庭教育、社會教育與學校教育的協作。落實到具體工作中就是強調學生的社區實踐、社會實踐活動。通過這些看似簡單的多種實踐活動的開展，培養學生感恩父母、回報社會的良好情感認同。

新的教育模式盡管也強調學生的社會實踐，但由于高考、中考、教師業績考核等教育評估體系因循守舊，這種強調僅僅只能停留在文件上，口頭上，無法落到實處。

不可否認，象“跪父母”“拜孔子”這些作秀味十足的標簽式教育方式對學生還是有一定的感化、促動作用的。但它既彌補不了當今學生道德教育不足的缺陷，也替代不了家庭、社會教育功能，充其量只是學校在新、舊兩種體制夾縫中的一次無奈的掙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