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家鑫殺人案一審已宣判：藥犯故意殺人罪，死刑；同時賠償受害人張妙家庭4.5萬元。死刑是公眾期待的結果，但4.5萬元的刑事附帶民事賠償結果被認為數額太低，很多人無法接受。目前，受害方代理人已公開表示放棄賠償金，也放棄上訴。

在這個正義實現的當口，我們且將義憤擱置，冷靜思考一下能為本案的受害者做些什么，能為那些沒能得到足額賠償的刑事案件受害者做些什么。

首先，我國刑事賠償的法定標準偏低，藥家鑫案的4.5萬元賠償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不同于普通的民事訴訟，其賠償范圍要比后者小得多，僅限于犯罪行為造成的物質損失。原告方提出的30萬元精神損害賠償，因不屬于“物質損失”于法無據，被法院駁回。又由于張妙的父母未年滿60歲，不屬“喪失勞動能力且無生活來源”的法定賠償范疇，贍養費的訴訟請求也被駁回。最后被法院認可的只有兩筆索賠：喪葬費1.5萬元、死者兒子的撫養費3萬元，共計4.5萬元。這是合法的判決，卻留下了深深的遺憾。

其次，我國刑事案件的賠償率本來就偏低，刑事案件中附帶民事案件的被告，也就是兇手，往往經濟條件很差，沒有賠償能力，導致法院判決的賠償無法到位，形成“空判”。拿本案來說，藥家鑫已年滿18歲，應獨立承擔民事責任，其父母沒有賠償的義務。但他又是一名在校大學生，沒什么積蓄，不要說天價賠償，就是法院判決的4.5萬元，都難執行到位。

以上兩條是相當普遍的問題，不獨本案如此。那么，如何解決張妙家這樣的現實困難呢？無非兩條，一是國家救助，一是民間救助。

國家救助主要有兩種，司法救助和民政救濟。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臺《關于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規定》。2009年最高法再次發文，將司法救助的內涵從減免訴訟費擴展到刑事被害人的國家救助。目前，我國江蘇無錫、四川等地都展開了試點。客觀地說，張妙家雖然困難，但未必屬于司法救助的范疇；再者，司法救助本身還在試點，且從性質上說是救濟，不是賠償，數量上也不可能有太高期待。

那么民政救濟又如何呢？從個案層面上說，張妙家受到了嚴重傷害，應得救濟；但從社會公平上來說，還有比張妙家更困難的家庭，他們應優先得到救濟。既定的民政原則，不能隨輿論的關注而變化。

可見，受制于公共財政的稀缺性以及保證分配公平性的難度，對張妙家得到國家救助，不能抱太高期望。那么，藥家鑫案的善后，就需要你我的努力，以民間力量幫助張妙一家。這包括公民的個人捐款、媒體介入，以及非政府組織的專業救助，以讓受害者不受到二次傷害，并能感受到社會的溫暖。

已有人做出表率。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執行院長傅蔚岡博士近日發微博承諾，網友轉一次該條微博，他就向張妙家庭捐出1元錢，截至4月23日凌晨1點，傅的微博已被轉發30萬余次。與此同時，《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周斌也在募集善款，籌建張妙孩子的成長基金……

這讓我們看到民間愛的力量、正義的行動。法律是冷峻的，正義卻是溫暖的。藥家鑫以極端的兇殘傷害了整個社會，但我們卻須以愛治愈這道傷口，要用愛溫暖被傷害的家庭——不僅是張妙家，還包括未受輿論關注的其他刑事案件受害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