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肉精”事件塵埃未落，“染色饅頭”“回爐面包”“牛肉膏”又接踵而來，這些惡性事件中暴露出的“馬后炮”監管并不少見。現行體制下，一些地方監管部門的辦公經費和人員工資，要依靠上級返還的收費罰款來“解決”，這多少造成了一些部門和工作人員的“養魚執法”。（4月19日《新京報》）

一頭“健美豬”的橫沖直撞，暴露出養殖、販運、屠宰、銷售等監管防線的集體淪陷；一個“染色饅頭”的走上餐桌，見證了企業內控、質監、工商等諸多關口的集體失守……驚愕之余，人們不禁追問：食品監管者作為百姓餐桌的“守護神”，緣何輕易放棄手中的“達摩利斯之劍”；沖在食品安全一線的相關部門，怎么比新聞媒體還要“后知后覺”？

隨著記者的深入報道，“養魚執法”浮出水面，為這一切的不可思議找到答案。由于財政供養機制不順，地方監管部門的辦公經費和工資福利主要依賴于罰款返還，被監管的對象反倒成為監管者的“衣食父母”。這一畸形的利益關系，使得“貓捉老鼠”異化為“貓鼠一家”，“執法為民”演變為“執法為利”，懲處違規的罰款手段更是成為創收吃飯的生存之本。在這一體制下，原則規定被束之高閣，監管職責被拋之腦后，能不能創收作為管與不管的唯一取舍標準。甚至，為了生財有道，細水長流，一些監管部門主動“放水養魚”，明知道坐在辦公室看樣品會被欺騙，也要裝模作樣地配合企業演好戲；即使發現造假也不能罰死，因為來年還指望對方為自己創收。

培根說過：“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污染的是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是污染水源”。同理，“養魚執法”比食品安全事件本身更加可怕，因為后者是無視法律，前者則是毀壞法律。罰款經濟嚴重損害了執法部門的公信力，踐踏了職業道德的底線，令一切正義和良知蕩然無存。知法犯法的道德滑坡需要挽救，禮崩樂壞的監管體系更要重塑，早日徹底走出“罰款經濟”泥沼。

一是理順財政機制。一言以蔽之，正是現行財政供養機制的不合理，給了執法部門“馬不吃夜草不肥”的創收沖動。納稅人雇傭食品監管者為自己服務，就應當保障其必要的經費和福利，避免其與監管對象結成利益共同體。當下，食品監管部門應在合理計算運行成本的前提下，納入財政全供，加強基層監管的人力、設備和經費保障，實行收支兩條線，讓罰款與部門利益脫鉤，嚴禁罰款返還、變相“坐收坐支”。

二是完善管理機制。以罰代管，不曝不究，跟地方保護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一些違規企業，不僅是監管部門的創收對象，更是地方經濟的支柱產業。迫于當地政府的壓力，監管部門不敢鐵腕執法，往往象征性地罰款了事。2008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曝光前，各級檢測機構就曾多次對三鹿奶粉進行檢驗，但“均未發現問題”，直到媒體曝光后，地方政府和企業才開始“徹查”。只有進一步完善垂直管理機制，讓監管部門獨立于地方利益干擾之外，食品監管才能打破“曝出來就查，曝不出來就算”的怪圈。

三是強化問責機制。目前法律法規對于如何判定監管部門是否履職到位，缺乏明確界定，每當食品安全問題發生后，監管部門可以“理直氣壯”地把矛頭指向肇事者，而自身失職卻易被忽視。坐收養魚執法之利，卻不負放任違規之責，這顯然是不公平的。加強食品安全，必須強化對監管者的考核問責，對每一起惡性食品案件進行責任倒查追究，堅決查處失職瀆職、以權謀私、執法腐敗、部門牟利等行為。

小平同志說過：“好的制度可以讓壞人變好，壞的制度可以使好人變壞”，如今食品安全危機四伏，恰恰說明我們的監管制度四面透風。唯有消除“養魚執法”，重塑監管的鋼鐵防線，才能從根本上扭轉食品問題多發態勢，守護百姓餐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