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陳光標應邀到北京師范大學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首期中國基金會領導人高級研修班”， 40多位來自全國各地的中國著名基金會秘書長與他展開對話。在對話中，陳光標稱，目前不考慮與專業組織合作做慈善，希望通過自己的親力親為，感染更多富人，共同加入到慈善事業中。在回應慈善爭議時，他說：徐永光曾說我是“暴力慈善”，但我認為，中國就需要我這樣的“暴力慈善”；“我不怕任何人質疑，我心里的承受力是無限的。”（3月21日《新京報》）

陳光標做了善事之后，往往會帶來一片質疑聲。縱觀這些質疑，沒有人否認他做的是好事、善事，也沒有人質疑他“吹牛”、弄虛作假。質疑的焦點在于他做慈善的行為方式不符合許多國人的“口味”，嫌他做好事“高調”或“暴力”。

其實，這些質疑都是沒有必要的，只要一個人做了好事，別管他是默默無聞不聲張，也別管他是敲鑼打鼓地“高調”或“暴力”。只要是好事，就應該予以褒揚，否則，就是一種心胸狹隘、觀念腐朽的表現。

雷鋒一心一意做好事，做了好事后不留名，是一種美德，值得學習；同樣，陳光標做了好事，希望讓更多的人知道，也是一種美德。因為他們的核心是相同的，都做了好事，在客觀上都起到了“助人”的作用。這是“異曲同工”。

雷鋒生前雖然做了許多好事，可是，當時“外界”有幾個人知道呢？又能影響幾個人去以他為榜樣呢？可是，后來就不一樣了，自從媒體報道過雷鋒的事跡、領袖題詞“學習雷鋒好榜樣”之后，全國人民都知道了雷鋒這個名字，并掀起一輪又一輪的學雷鋒高潮。這就是“高調”帶來的良好示范效應。陳光標通過“高調”做“好事”，高調宣傳自己，不也是為了讓更多的人知道，起到更好的示范效應嗎？

雷鋒與陳光標只不過一個做好事“低調”，一個做好事“高調”罷了，在宣傳的必要和作用上，他們是“異曲同工”的。當一個社會“雷鋒”少的時候，需要“高調”宣傳；同樣，當一個社會“陳光標”少的時候，為什么就不可以“高調”呢？“高調”有什么壞處呢？

有的富商倒不“高調”，可是也不見他低調“做好事”；有的富商還“偷偷摸摸”地做“惡事”，制造假冒偽劣商品、危害食品安全；還有的搞暴力拆遷、為富不仁；還有的在“道德血液”與陳光標比相形見絀的情況下對其進行諷刺和攻擊……這些，才是應該遭到強烈質疑的！而一些人恰恰抓不住事件的本質，一味地在“善人”的行為方式上找磋挑刺、吹毛求疵。難怪陳光標無奈地說：“我不知道我要怎樣做大家才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