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傳言，這次食鹽搶購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一些浙江商人制造恐慌、哄抬價格。倘若如此，這次搶購風波背后，不僅是人們對危機的恐慌，更與經濟利益有關。資本制造出瘋狂搶購的虛熱假象，而資本人士在追逐財富個人化的同時，把獲利風險所需的恐慌成本，轉嫁到人數龐大的平民頭上。

一般說來，集體恐慌癥的結局往往有三種：要么謠言被戳穿后變成笑柄；要么關于謠言的情緒成長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隨時爆發；要么坐實謠言，成為強制性的法律或政策。從嬉笑聲中我們看到，此次謠言傳播，不會如當年對乙肝的以訛傳訛一般，最后人為制造諸多不公平的政策措施。但我們又不得不悲哀地聯想到，“搶鹽風波”觸發的群體情緒依然是前年河南“杞人憂鈷”與今年江蘇“響水大逃亡”之后的間歇性爆發。

萬幸的是，這次風波中，我們看到了一個迅捷高效的政府與一群勇于擔當的科學精英。盡管這次政府部門表現優秀，其在這類事件中的總體表現則又堪憂。這是因為，突發事件來臨時，政府部門往往能正面回應危機，但其又并未真正滲透進日常社會組織管理的機制中，難以引領風險社會里公民的價值觀，難以讓居民用平和淡定的理性心態面對任何突發危機。在風險社會里，權力部門和專業知識人士在處理突發事件時，應跳出傳統的“危機—回應”模式，主動參與到公共事件中，并且從獨立的機構運作方式轉為機制性常態。（作者系青年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