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3·15，消費者的投訴再達高峰，“霸王條款”是消費者最無可奈何的投訴項目之一。“霸王條款”究竟離我們有多遠？新京報網上調查顯示，100%的被調查者都稱遇到過“霸王條款”，并例舉了8大伴隨國人一生的“霸王條款”。（《新京報》3月15日）

比“霸王條款”在生活里揮之不去更令人沮喪的，恐怕就是遇到這些條款后，消費者向有關部門投訴根本得不到解決。一而再的沮喪，會讓消費者再面對“霸王條款”時，逐漸習慣于接受、自認倒霉，久而久之，“霸王條款”更變得堂而皇之起來。于是，年復一年的“3·15”，總聽到相關部門在提醒消費者，多個心眼，防范“霸王條款”，但年復一年，盡管有消協，有工商部門，但身邊的“霸王條款”卻沒有一個被撼動。

其實，能被稱為“霸王條款”，就既是指這些條款本身霸道、不合情理，也是指這些條款強勢存在的生命力。想想看，再霸道的條款，要是能被相關部門立即依法“扼殺”掉，那還能成為年年喊打，卻年年都打不掉的嗎？所以，要消除“霸王條款”，顯然不能只寄望于消費者多一雙“慧眼”，多一些合法維權意識，在這件事上，政府部門其實更應該責無旁貸。

誠然，市場經濟是個強調自由的經濟體系，買賣雙方自由選擇、自愿交換、自愿合作，但同時，市場經濟也是強調平等的文明經濟，要實現這種平等和文明，就離不開契約意識，離不開政府和相關法律的規范。而“霸王條款”，本身就是建立在買賣雙方權利不對等的基礎之上的，是對契約意識的破壞，也與規范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法律不符，這顯然有違市場經濟平等性和法制性的特征，需要政府作為第三方，確保交易過程合乎規范。如果只強調市場經濟的自由，而將綁架消費者利益的“霸王條款”視為“一個愿打一個愿挨”的產物，而放棄政府的監管職責，那實質是政府部門的失職。

我們還應該看到，相比商家的強勢，消費者往往處于弱勢地位，那政府部門在處理明知是“霸王條款”的投訴時，就更不應該只以旁觀者的姿態，將所有舉證責任和維權成本都交由消費者，那無異于在無形中強化了商家和消費者之間不對等的關系和地位的懸殊，使消費者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這怎么能有利于“霸王條款”的消除？

年年提“霸王條款” ，卻年年難以撼動，這不僅是對消費者權益的漠視，也是對商家侵權行為的縱容和放任。長此以往，受損的不僅是消費者的權益，更是整個社會。因為“霸王條款”的長期存在，卻長期得不到處理，無疑會對整個社會經濟環境造成一種“破窗效應”，不僅存在“霸王條款”的行業和企業自身不會將每年“3·15”相關部門的警示放在眼里，更多合法誠信經營的行業和企業也會被“霸王條款”帶來的低違法成本和高收益所誘惑，從而群起效仿。那時，我們的社會經濟秩序將陷入怎樣的困局？這是為經濟秩序良好運行提供保障和服務的政府部門，不得不提前正視，并著手開始解決的問題。

好在，監管部門已經意識到“霸王條款”的危害，去年11月，國家工商總局出臺《合同違法行為監督處理辦法》，這個辦法被稱為約束、扼制“霸王條款”的專門規章，對“霸王條款”商家的查處，由原先的勸誡升級至最高可罰款3萬元。只是，“霸王條款”的消除，僅有這個《辦法》顯然是不夠的，它還需要監管部門真正降低消費者維權成本，提高對投訴的處理效率，將《辦法》中的規定、處罰落到實處。否則，“霸王條款”年年憾不動，那有再多《辦法》也不是個真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