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說，馬上就辦辦公室，是為了改變機關拖拖拉拉、推諉卸責的作風，提高政府部門的辦事效率，而疊床架屋地在既有機構外“外掛”的一個機構。這個部門負責督促著各部門遇到問題時要“馬上就辦”，意在推動政府部門養成“馬上就辦”的習慣。

這種疊床架屋的行政思維，與我們在反腐問題上的制度思維是一致的。這個部門有問題，就設立一個部門去監督它，另一個部門也出問題，就再設立另一個機構去監督，可以不斷地外設這樣的機構。可這樣的做法，永遠都無法擺脫“誰來監督監督者”這個悖論——負責監督的那個人同樣可能腐敗，誰去監督它呢？

同樣，“馬上就辦辦公室”面臨著同樣的悖論，“馬上就辦辦”催促別人去“馬上就辦”，如果“馬上就辦辦”同樣有拖拉懶散、推諉卸責的作風，如何能讓“馬上就辦”的作風在機關立足生根呢？就像物理學上的“第一推動力”問題一樣，我們不妨問問，到底第一推動力來自哪里，誰去推動和保障“馬上就辦辦”去“馬上就辦”呢？按疊床架屋的邏輯只能是，再設一個辦公室在“馬上就辦辦”后面抽鞭子。

我不明白，為什么不通過“誰懶散拖拉就嚴懲誰”這樣的法治安排，通過內在的制度壓力對懶散的公務員施壓，逼他們依制度去“馬上就辦”，而非要借助“馬上就辦辦”這樣的外在部門去管。這種“辦公室治”，其實是“人治”的翻版。

（作者系媒體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