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調節行為的準則無非就是“情感、理智、法律”三樣。西方人先講法，后講理，然后再講情。但中國人截然不同，遇事總是先講情，后講理，然后再講法。中西差異透露出中西價值觀道德觀的差異。

前幾天，汪峰通過經紀人正式通知旭日陽剛：嚴禁在商演中繼續翻唱《春天里》，以維護個人樂曲版權。這本是一件合法合情合理的事，在網友中竟然惹出一片唏噓與指責。（《新華網》2011年2月12、13）

指責汪峰的理由有二：旭日陽剛是一對沒有任何背景的純粹農民工組合，他們無錢無勢，能夠從草根歌手爬上春晚舞臺，除了個人努力奮斗的因素外，象當年中國進聯合國毛澤東所說“是非洲窮朋友把中國抬進去的”一樣，靠的是億萬草根民眾的追捧抬舉。他們養不起龐大的創作團隊，請不起專業策劃，如果不許他們翻唱，無異于釜底抽薪，斷其根本。讓這朵剛剛綻放的草根之花就這樣凋謝，民眾情感上通不過。

其次，中國音樂版權與著作權法執行現狀不盡人意。那么多人違法違規未受追究，讓一個手無寸鐵的無權無勢的草根弱者突然被強者維權，無論怎么解釋，都難洗脫以強凌弱、以大欺小的嫌疑。欺負弱者這一點最讓民眾受不了。

事實上，中國社會目前既有大量權勢恃強凌弱的實例，還有相當一部分是“以弱凌強”，“楊白勞成了黃智仁他爹”的“反象”。本應成為民意道德強者的汪峰突然在網民心目中變成了道德弱者，不能不說是這種社會“反象”的典型演繹。反映了社會道德價值觀因“親弱”因素導致扭曲變形的社會現實。從其普遍性情形看，這種道德價值觀的扭曲變形大有向社會各層次蔓延形成“圍殲”公義、公理的態勢。

中國網民本是個敢于自由表達的群體，他們道德價值觀的這種扭曲主要來自網絡大量侵權現象泛濫的“反面同化”。大量無良網站刊載、轉載、抄襲原創非但堂而皇之不付稿費，有時連作者名字都忘記署上，轉載的字樣也懶得標注。當這樣的情形被大量復制、仿效、普及，被侵權的憤怒慢慢變成了反感變成了麻木最后變成了習慣性認同。“久在鮑肆，難聞其臭”，情感扭曲必然導致道德價值觀的傾斜，最后黑白顛倒，強詞奪理。

從這一點看去，汪峰才是真正的弱者，他弱就弱在竟敢在一個不講權利的環境冒天下之大不韙維權。而我們連弱者也算不上，僅僅只是看客群里一個可憐蟲。包括這篇原創未來肯定會遭受媒體無數次“強暴和蹂躪”，而我卻不敢也不愿發出一聲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