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節一過，浩浩蕩蕩的農民工背上行囊，南下北上，東奔西走，鐵路、公路車流如梭，交織成一股逾月不退的“春運潮”。“潮水”年年有，今年更特別。持續了七八年的“用工荒”今年尤甚，以至于東部的“婆家”和西部的“娘家”使盡渾身解數，展開了一場農民工的爭奪戰。

下達招人指標，車站碼頭圍追堵截，承諾加薪，長途大巴家門口挖人，地方政府和用工企業放低身段，笑臉溫暖得讓人有些難以置信，而浙江和珠三角地區部分城市更是到了近乎拼搶的地步。農民工行情看漲，成了勞動力市場的香餑餑，似乎旭日陽剛催人落淚的《春天里》一唱，農民工群體的春天真的要來了。

我不能說，地方政府和用工企業“求賢若渴”，對農民工開出的條件都是“空頭支票”，都是虛情假意。但可以肯定的是，看似散發著人性光輝的種種關懷對于農民工而言，并非近在眼前，唾手可得，而是遠在天邊，是需要去“討”、去“爭”的，而一些權利無論怎樣去爭討，現階段也都是水花鏡月。正如賈平凹寫作反映農民工生活的小說《高興》，主人公叫劉高興，越寫他的愜意，越寫他的快樂，心里越沉重，怎么真的高興得起來呢？在賈平凹的眼中，農民工的命運其實“早已決定了”的。

農民工的命運是由什么“決定”的？賈平凹沒有回答。經過20多年的持續輸出，中國農村勞動力的供給已經發生變化，正從過剩轉向緊缺。“民工荒”看似是微觀經濟中的小事，卻真實地反映了宏觀經濟中的分配不公等諸多嚴峻問題。在我看來，決定“劉高興”們命運的，有社會管理體制、城鄉二元結構等深層次的政治社會原因，而不是所謂的短期性、局部性問題使然。

一直以來，城市把農民工當成過客，實行“經濟接納、社會拒入”。現行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體系將農民工排斥在外，導致進城打工的農民在城市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享受不到基本的公共服務，無法在城市中扎根生存。保證農民工“進得了城”，還要保證農民工進城后能夠“留得下”，無疑是中國目前最突出、最緊迫的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