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市調控是否成功，最重要的考量指標是房價水平與居民收入水平能否合理匹配，能否讓居民的住房權和理性產權訴求得到滿足。因此，房產稅時代的降臨，同時也應該是這樣的時刻降臨：強化對地價構成因素的治理，推動公共財政的改革，加快保障房建設的步伐。

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住建部有關負責人日前透露通過試點將逐步在全國推開房產稅制度改革后，1月28日起，上海、重慶向個人開征房產稅。上海居民新購第二套及以上住房和非上海居民新購房將征房產稅，稅率暫定為0.6%和0.4%。重慶主城九區內存量增量獨棟別墅、高檔房、外地炒房客購第二套房將被征收房產稅，稅率為0.5%-1.2%。這意味著房產稅時代的正式到來。

滬、渝兩地房產稅試點版本在各方面都存在差異。上海稅率較低且實施固定稅率，重慶稅率較高且實施累進稅制；上海針對增量住房，重慶存量增量住房均在征收范圍內；上海的征收對象側重于超標人均住房面積，重慶的征收對象側重于高檔住房；上海估值計價較為繁瑣，重慶較為簡便。然而，無論兩地版本在征稅稅率、稅率機制、征收對象和稅收減免優惠范圍等方面有多大不同，通過調整房產交易和持有環節的稅收比例，減輕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過分依賴，消除房地產市場的投機心理預期目標并無不同。兩地試點版本的不同，或許只是出于針對不同情況全面積累房產稅制度經驗的政策布局。

開征房產稅對于積弊重重的房地產制度來說是一次結構性翻修，對于這個市場中的地方政府、開發商、投資者的慣性行為選擇是一次強力規范。但是，指望開征一個稅種就能畢其功于一役，徹底扭轉樓市價格的非理性上漲沖動，是不現實的。

房產稅的威懾作用主要體現在投機炒房環節，但是房價非理性上漲的構成因素不止是投機資金，還包括地方政府與地王們炒作的地價上漲、建安成本上漲、剛性需求難以得到滿足等多種因素。在房產稅最終稅率水平仍然較低、流動性依舊充沛的情況下，即使短期內對房價產生抑制作用，對房價的影響也仍然有限，房價理性運行或者全方位回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比如，從百姓的角度看，如果不同體系的住房供應量滿足不了需求，怎么能消除對房價未來上漲的恐慌？從投資者的角度看，在通脹預期高漲的情況下，除了買房，還有哪些投資可以防通脹？從地方政府的角度看，在房產稅尚不能成為地方穩定稅種的情況下，除了賣地還有什么辦法獲得財稅來源？這些問題并非開征房產稅就能完全解答。

樓市調控是否成功，最重要的考量指標是房價水平與居民收入水平能否合理匹配，能否讓居民的住房權和理性產權訴求得到滿足。從這個目標出發，如果沒有對土地制度的進一步法治化管理，對財政依賴的進一步制度解構，對大量資金的融通接納渠道，對房產稅征收和使用環節的陽光管理，那么房價隨時可能反彈，百姓對房價上漲的心理預期就不會真正減弱。果真如此，開征房產稅的意義就可能會局限于局部，局限于政策宣示而無法徹底落地。

因此，房產稅時代的降臨，同時也應該是這樣的時刻降臨：強化對地價構成因素的治理，推動公共財政的改革，加快保障房建設的步伐。如此，房產稅才能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其對房價的現實影響和對房地產市場的長遠意義，才能完整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