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2010年，我國全年外貿總量逼近3萬億美元，外匯美元儲備余額突破2.84萬億元，同比增長18.7%。顯然，如何實現龐大外匯儲備的保值、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已成為擺在相關部門眼前的一道現實難題。問題的關鍵是，既然要開放資金外流，就必須要尊重市場選擇，而不是試圖人為干預，這一點已經為溫州資本的流動經驗所印證。據保守估計，溫州民間流動資金規模在6000億元到8000億元之間。2009年溫州人均GDP超過3萬元。在經歷2009年山西煤改之后，溫州資本全部撤出能源領域，并在海內外急切尋求新的投資領域。去年以來，包括辣椒、大蒜、棉花等農產品價格的上漲，皆有投機炒作的推波助瀾，其中就不乏溫州游資的身影。與此同時，溫州資本對海外市場投資也一直興趣極高。在加拿大、迪拜等國家和地區，溫州人成為精明投資客的代表。為了讓手中的資金順利“出海”，溫州人各顯神通：或注冊“殼”公司將錢匯到國外，或走地下錢莊暗度陳倉。雖然兩種途徑皆處于法律灰色地帶，但海外創富的夢想讓溫州人把這些風險主觀地淡化了。

不可否認，溫州放開境外直投給一貫嚴厲的資本項目監管打開了一道縫隙。出于政策制定者的本意，在“堵不如疏”的監管理念下，借此將本就大規模存在的海外直投資金納入到規范管理的渠道中來，以此實現擠出地下錢莊、掌控海外游資去向的政策目的。但遺憾的是，相關境外直投的政策限制存在先天不足，包括具有溫州戶籍、因私護照、只允許投資實業等條件限制，與溫州商人逐利本性及商貿投資習慣不相吻合，這也注定了溫州直投政策遇冷的宿命，個人申請境外投資項目者寥寥。可以說，即便行政部門沒有對境外直投叫停，嚴格管制流向的特征已經注定在市場上遇冷。

筆者預判，從溫州個案可觀天下，境外直投的市場前景遠不樂觀。問題不僅僅在于資金投向一個方面，從全國而言，包括為貪官非法轉移資產提供通道、投資資金海外監管困難等顧慮，讓松綁個人海外直投的政策舉步維艱。近年來，官員借投資移民非法轉移資產、之后借機滯留海外的案件屢見不鮮。一旦個人海外直接投資合法化，也就同時為貪官外逃提供了更多捷徑。此外，部分以實體投資之名出海后的資金，如果繞道樓市、股市等限制項目，監管部門是否會面臨鞭長莫及的尷尬，也需要做出縝密的防范。

溫州個人海外直投試點經歷短暫的紛擾之后告一段落，是為民間資本與政策監管的一場初次博弈。其間，各方訴求考量的激烈碰撞，為今后資本項目政策開放提供了參考樣本。就此而言，溫州試點“暫緩”結局同樣具有歷史借鑒意義。(作者系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