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背后的深層原因，恐怕跟政府在重大活動中患的兩個病有關：舉辦中的過敏癥和舉辦后的自負癥。對于能給一個城市帶來國內和國際影響力的重大活動，地方政府都是高度緊張，會采取一系列的強制、臨時“戒嚴”令，給當地民眾的生活造成重大影響。完事后，自以為影響力和地位已經提升的地方政府，自信進一步爆棚——如此重大、政府如此小心重推的活動，那必然在民眾心目中也有著極高的價值和地位，那活動的資產，公眾還不得搶著擠著去賣。他們何曾想過，被活動干擾到工作和生活的民眾，早已將對政府的抱怨轉移到活動本身。于是，地位在政府和公眾心目中本就不對等的重大活動，價值再一次打折。

政府部門應當重視這種重大活動在公眾心中的價值被高估的現象。這一方面說明中國國力上升，舉辦亞運小菜一碟，一場亞運也不足以讓人激動；另一方面也說明，對公眾心中真正覺得有價值的事情，政府部門還缺乏正確的把握。簡而言之，對國家的富強，公眾已經失去了審美興趣，現在大家更關心的是個體的生存狀態，也就是民富。如果看不到這種民眾和政府部門關注重心的偏差，那活動舉辦得再成功，對民眾來說也是沒有價值的，而對政府來說，舉辦活動耗費的心力再多，也是得不償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