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前幾天,剛見了蒯大富,跟我說,受不了了，這哥們兒，飯桌上一開口就是兄弟我當年被毛主席接見的時候（之后省略三千字）。

其實這也很正常，有多少人能夠走出人生最巔峰的記憶呢？人這個東西其實就是一堆碳水化合物，除了身上披的阿瑪尼，腳下踩的LV，身上噴的香奈兒，坐進一輛奔馳600，一個人能凸現自己屬于一個占據更多資源群體的標志，就是他所擁有的記憶，記憶最能標明一個人屬于什么圈子。

做不經意狀流露出你讓人艷羨的記憶，比任何奢侈品更能讓人在你身邊感受到可望而不可及的絕望。所以錢鐘書筆下的妙人，總愛說“兄弟我在英國的時候。。。。。。”

不過這個潮流眼下有了新現象，比如北大一位我很尊敬的著名著名教授，在各種場合作報告，好像是開憶苦思甜會，從來不提“兄弟我在英國的時候”，開口總要從“兄弟我當年在XX農村種地”的時候說起。這也不光是他一個孤例，我視野中成了腕兒的經濟學家，莫不如此。要不就是“兄弟我當年在生產隊當會計的時候”，要么就是“兄弟我當年在廠里當學徒的時候”。最絕的是周其仁，絕少談他出國經歷，愛說“兄弟我在完達山打獵的時候。”據說他每說到此，在座的女生都顯出無比崇拜的表情。

難道這些今天裘馬輕肥的經濟學家們，難道真得覺得當年自己種地，當學徒，打獵的時光，是最讓他巔峰的經歷，最幸福的時光？中國有七億農民，教授才有多少啊？不能簡單地這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