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一個崇拜個人英雄的國度，12歲那年，我覺得自己已經長大成人，做好了改造社會的準備，其結果不言而喻。準備改造社會的人有一個共同特點：年輕，至少心態上如此。后來他們卻被社會改造了，不由得感到深深的委屈。

以前有個姓游的網民，做了些被常識認為是仗義執言的事，被抓起來判了刑。還有位叫謝朝平的作家，也是做了些被常識認為是仗義執言的事，也被抓了起來，幸好沒有判刑。他們被抓后，都表示不服，想必內心里充滿了委屈。

不服是委屈的第一反應。委屈的第二反應可以是堅持不服，也可以是變不服為服從。從概率上講，后者的可能性更大。經歷了一些委屈，我們得到了教訓，此后即使受到不公正待遇，也能夠淡定地面對，從容地服從——“忍”字頭上一把刀，這句話大概正是從這里來的。

在我的印象中，“忍”字這把刀，強拆的時候不少架在拆遷戶的脖子上。所謂“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委屈，不難理解。誰料想強拆一方也有感到委屈的時候呢？宜黃有些公務員為強拆申辯的時候，委屈之情，簡直比鐘如九被架上大巴的時候更甚。

第一個委屈，“有什么樣的人民，就有什么樣的政府”。這句話的意思差不多是“民逼官反”——為了維護自己的個人利益和私有產權，拆遷戶立場過于堅決，態度過于強硬，逼得地方政府只好亂來。所以，有抵制拆遷的人民，就有強制拆遷的地方政府；有上訪的人民，就有截訪的地方政府；有自焚的人民，就有搶尸的地方政府。

第二個委屈，媒體不公正——到處都有強拆，自焚也不是頭一回，為什么要盯住宜黃不放？因為宜黃的自焚，我的確想到了成都的自焚。不到一年前，唐福珍被定性為“暴力抗法”，具體做法是將一桶汽油澆在自己身上，用打火機點燃自己，把自己燒死了。這個流程大概是宜黃官方認定的自焚標準——盡管成都金牛區政府不會認可——按照這個標準，宜黃有些公務員認為，“鐘家人的確不是什么‘自焚’”，因為“如果真是‘自焚’，沒必要汽油燒房梁，直接就把汽油潑身上了”。

不久前有位記者的微博寫道，還有誰記得唐福珍？作為同行，我感到很慚愧。媒體的確不夠公正。有此前車之鑒，媒體對宜黃事件的報道理應善始善終。

第三個委屈，發展有成本，不是拆遷戶承擔，就是政府承擔——拆遷戶自焚違法，政府搶尸無罪，誰來承擔責任呢？

第四個委屈，強拆的好處人人均沾，出了事就要官員承擔責任，做官的風險和收益不匹配。忍受這樣風險大、收益小的職業，某些公務員們一定和我12歲時一樣，充滿了雄心壯志。

其實，宜黃的部分公務員應該自覺是一個不合理的體制的犧牲品。如果是這樣，他們的第五個委屈——《物權法》和《拆遷條例》的沖突不應該由地方政府負責——部分是可以理解的。但對這個不合理，長篇大論的辯護文章沒有任何抱怨。我只能這樣去理解他們的心態：他們有一種特別的自信，相信法律沖突的犧牲品絕不會是自己。

他們甚至可以揭露這個不合理粗暴無情，并且呼吁改變——像李昌平10年前做過的那樣，但他們選擇了撒嬌。

“關于我們應該承擔的責任問題，我們不便多說”，在接近4000字的自我辯護后，第二篇文章說，“相信上級能做出公平公正的處理！”

既然如此，誰還能多說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