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宜黃縣強拆自焚事件了猶未了。10月12日，有宜黃官員投書財新網，為強拆聲辯，一言管總，“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同日，有媒體報道稱，宜黃縣委書記邱建國和宜黃縣長蘇建國在9月17日被上級立案查處的當晚，分別組織堵截事件當事人家屬外出，并對事件因傷致亡者搶尸。

堵截家屬外出和對死者搶尸，無疑為刺激公眾當時的情緒增添了新的佐證材料，但究竟也只是再次證明社會的普遍反應有所依憑。宜黃一官員投往財新網的強拆聲辯意見，卻因其對“強拆有理”的坦然自白，浮顯了部分基層官員的“強拆發展學”。這套理路有力而孔武，沿著“發展至上”而行，一路踏倒的不只是公民權利，還包括法治國家的方向，同時在“發展至上”與人治、“以德治國”之間鑿鑿不二地建立起了直接聯系。

所有的述說，建基于對自焚事件的描述。然而，這份投書沒有呈現客觀的描述，而是為證明強拆合理而預設情景，從而提供出一套背離事實的修辭。而媒體的追蹤報道與網民的持續關注，則被指為“推波助瀾”，制造了“史無前例”的嚴厲問責。盡管采用了許多迷離的語句來中和其偏向性見解，人們仍然可以捉摸到這份投書在暗示媒體“別有用心”：“他們（‘包括記者在內的圍繞在鐘家周圍的一些人’）除了‘扶弱抑強’的目的之外，還有沒有別的一點目的？”

除了閃爍其詞地暗示媒體“別有目的”、“筆桿子殺人”，這份強拆聲辯書又將政府受到社會質疑的主要原因解釋為“很多人都或多或少地對社會、對政府存在一些不滿”，以及人們在網絡上聲張正義時的無風險，而地方政府“合情合理”的說法被無視。這樣，地方政府就變成了有理未得伸張的冤主。

可惜，這種對地方政府形象弱勢化的塑造，很快又消失在“強拆發展學”的孔武表達中。投書認為，魄力蓋世的權力行為“客觀上促進大踏步發展”，寓意就是公權損害私權“客觀效果良好”。何況為了發展，“強拆在所難免”，那么公權損害私權豈止是不得已而為之，甚至就可以稱為知其不義而為之。

奇怪的是，投書一面表示了對政府“知其不義而為之”的贊賞，宣布“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一面卻又嘆“以德治國”之不能施行，是因為民多刁頑，“人心不足蛇吞象”，竟敢向政府提出拆遷補償，妄圖“一夜暴富”。什么意思呢，政府在抓發展，民眾便要以服從之德去配合，說拆就拆，說征就征，少啰嗦，不廢話，默然而行。這就德治大化了。

這種“強拆發展學”堅決反對依法行政的“本本主義”，反對“一切機械照搬法律”，好像依法行政無須法律本本，而要在本本之外靈活機動。由這樣的官員去組成政府，中國當然就如其所言，“從根本上，我國依然是人治的國家、依然是官本位的政府”。

這種“強拆發展學”當然不會承認世代相傳的房產或者土地的經濟與情感價值，而只承認政府是價值的創造者：“如果政府不開發，你地皮、房子有那么值錢么？”土地和房產沒有價值，空手套白狼的開發才創造價值，這就是其“發展經濟學”。

這種“強拆發展學”為求自立，甚至厚誣現代政府治理。它不改變政府角色，而堅決以發展為己任，降低市場功能、擠壓社會空間、損害私權也在所不惜。而且認為政府絕不能像西方那樣充當“守夜人”，當太平官。在這里，“強拆發展學”根本抹殺了現代政府在保障公民權利、增進社會福利等方面的努力，也無視現代政府在制度和輿論上所承受的巨大壓力。

且看其一往無前的宣告：“如果遷就被拆遷戶的利益訴求，……政府肯定吃不消”，所以“只要地方要發展、只要城市化沒有停止，強拆工作就依然要進行下去”，“容易出問題這是肯定的，但政府不能因為容易出問題就放棄不做”。

這種邏輯怎么能夠產生？政府本質上應當完全來自民眾，現在一些地方政府卻在宣稱民眾不答應的事情也鐵了心照做不誤，據稱，這是因為它們自信代表了民眾的根本和長遠利益。然而，究其實也不過是權柄的自我擴張和權力的心態膨脹而已。它們要搞“發展”，一往無前；但說到底，它們要搞哪一樣，又不是一往無前呢？歷史地看，這樣的權力從來都是野牛沖進瓷器店，要做什么都亂撞亂闖。

（作者系《長江日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