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豪賭石油期權而折戟的“打工皇帝”陳久霖，歷經牢獄之災、幾經輾轉后重回國資委旗下企業。據媒體披露，原中國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總裁陳久霖，如今的新身份是中國葛洲壩集團國際工程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當年陳久霖案因紛繁復雜的金融衍生品而起，案件本身暴露了國有資本監管中委托人與代理人錯位的問題。但時至今日，國企過度參與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現象依然存在。更令人遺憾的是，從四年前陳久霖海外受審到如今重回國企被委以重任，其間鮮見國資主管部門對其行為給出明確的定性。陳個人仕途的重新起步，更加表明了監管部門對相關問題態度的猶疑，或進一步導致國企參與境外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盲動升級，是為管理制度亟待完善的印證。以此觀之，國內亟待建立更為清晰和嚴格的領導責任追究制度，以徹底避免類似問題的一再出現。就此而言，陳久霖一案到目前為止仍然只是一個“逗號”。

曾經滿載光環的陳久霖，卻淪為了因觸犯國外法律而被判刑的中國央企高管“第一人”，并隨后被主管部門“雙開”。業界分析，陳久霖的牢獄之災源于其好大喜功的個性，缺乏石油衍生品期權交易的風險意識、不知止損、一味沉溺于在資本市場博弈，最終讓公司背負了5.5億美元的巨虧。但試問，如果當時陳久霖所執掌的公司不在海外，他還會有這項“第一”嗎？在陳久霖入獄期間，國內市場類似的案件層出不窮：中國中鐵曾被爆出近20億元匯兌損失；中信泰富慘遭155億元的澳元匯兌損失；中國遠洋因遠期運費協議投資虧損而撥備高達50多億元；中國國航、東方航空、上海航空等均曾在航油套保中出現大幅虧損。但對于國企的這些負面事件，主管部門僅僅是口頭給與了風險提示，相關責任人并未受到任何懲戒，一些航空公司甚至收到了巨額補貼。

國內市場對國企的諸多呵護，或許會讓陳久霖為數年前在海外市場受刑而深感“委屈”，但全體國民為國企高管賭徒行為而買單的“委屈”又如何伸張呢？中國航油事件發生之后，國資委主任李榮融曾提出，“這一事件的發生充分說明了加強境外中資企業監管的重要性”。但事實表明，主要領導權責失衡、企業風險收益不對等的客觀現實，在實際上放縱了國企管理者的投機心態，國企高管依仗國家信用從事金融投機行為不會受到實質性約束：一旦投機交易成功，高管將承攬獲利功勞；即便一著不慎因此投機而巨虧，國家財政也會最終“買單”，而高管們無需為此擔責。陳久霖案的最終結果恰恰詮釋了這一邏輯，陳復出再任國企高管，足以表明被法律認為是有罪的行為，在行政部門看來卻未必如此，甚至行政部門會因陳個人付出的“代價”而給予了“照價補償”。行政管理邏輯與法律認定之間的偏差只會進一步強化投機套利沖動，由于監管不到位得到進一步確認，國企高管往往會對主管部門的警示置若罔聞。其實，類似的思維軌跡在陳久霖心中本就是根深蒂固。正因此，面對新加坡市場對其未盡披露職責的指問，他十分不解，并稱“如果國家出手，危機挺過去甚至賺了錢，為什么還需要披露呢？”

可見，針對國企從事金融衍生品業務，主管部門當盡快完善行政監管體系，實現行政監管與法制懲處邏輯的一致化。表面看來，主管部門對企業從事境外金融衍生品業務的資格審核不可謂不嚴格，目前只批準31家企業有資格從事境外金融衍生產品業務，其中央企僅有16家。但媒體調查顯示，目前從事金融衍生品業務的央企數量已數倍于上限規定，執法不嚴的問題從中可見一斑。此外，現有法律法規對“套保”與“投機”概念界定較為模糊，其標準為“套保”對象是不是企業經營所需；“套保”的方向是否與企業需求一致；“套保”的規模是否與企業現貨需求匹配，“套保”規模最多較現貨放大5%-10%。嚴格以此衡量，許多因衍生品交易而巨虧的央企都難逃“投機”嫌疑，但關鍵數據往往被國企自身掌控、披露渠道不暢等因素卻導致外界判斷標準缺失，監管條文的事實威懾力大減。因此，規范國企從事金融衍生業務的關鍵，一方面在于有關部門摒棄“溺愛”心態、真正做到有令必行；另一方面，當對現有管制條款進行縝密設計，在關注全面性的同時也應強調可執行性，并明確高管人員的具體職責和相對應的責罰，而不應再有任何懲處標準的猶疑。

新加坡折戟后又悄然重掌國企重權，陳久霖的人生沉浮讓業界看到了國內外監管環境的差異。在此應當強調的是，只有讓國內外的法制與行政監督指向趨于一致，才能為國企規范發展提供必須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