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定位不明、法律體系不完善、內部法人治理不夠透明有效……克服了這些病灶，行業協會才能走出“非典型腐敗”誤區，扮演好政府與社會之間的橋梁作用。

近一年來，涉嫌腐敗的中鋼協、“潛規則”不繳納會費企業的廣西瓶裝水行業協會、重慶市規劃局原局長蔣勇“規劃腐敗案”牽出的房地產咨詢顧問中介公司和以交納安全保證金為名大肆斂財的江西宜春市道路運輸協會等，引發了公眾對行業協會行為異化的擔憂。長期研究行業協會問題的中科院林躍勤博士，稱當前行業協會的腐敗為“非典型腐敗”（6月14日《中國青年報》）。

之所以是不同于傳統腐敗的“非典型腐敗”，是因為從縱向比較看，腐敗有了明顯的“進化”。與多年前曝出的“牙防組”等赤裸裸的腐敗相比較，這類腐敗具備了“擬態”的生理保護功能，不易識別。與以前所說的“撈錢協會”、“發證協會”及“騙子協會”等胡作非為相比，這類腐敗也呈現多樣性，外好內壞、名善實惡、時忠時奸，難有定論。而從橫向比較看，與政府機關和公職人員腐敗相比較，行業協會因“半私”“半公”身份，而易于掩飾公權力的不法行為。

那么，是什么促成了行業協會的“非典型腐敗”呢？首先，“大社會”構想并沒有受到“小政府”的強有力支撐，導致行業協會的角色定位不明，它一直處于投機和依附心態，造成其自身長遠發展的激勵不足。正如筆者之前曾提出過，行業協會是在“市場失靈”及“政府失靈”的理論假定基礎上，打通第三方治理的有效力量，它居于“社會”與“政府”之間，或起媒介作用，聯系著企業與政府信息交流，或行使一定公權，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或盡著自律的義務，在行業內部形成良性秩序和嚴格規范。行業協會的這些社會價值，契合于構建服務型政府的理念，但行業協會功能的變異，意味著轉型期的經濟環境中的一些基礎問題還有待解決。

其次，法律體系的不完善，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行業協會的市場行為模式。例如，對政府行政處罰不服的人尚可尋求司法救濟，但行業協會處罰的司法救濟問題上，法律一直未給以正面回答，一定程度上縱容了行業協會的“野性”。另一方面看，政府“分包”出來的部分行政權，并沒有制定具體的層次較高的法律相配套，使本按“政會分離”模式建立的權力采購，本質上還是“政會合一”的權力分配，這樣一來，“會”往往成為“政”權力尋租的交易所和“洗錢地”。目前，規范行業協會的立法層級較高點的法律是《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它并不能承擔起全面監管行業協會的職能，目前已經列入立法規劃的《行業協會法》，應加快立法進程。

第三，應加強行業協會的內部法人治理。從世界范圍上看，德國行業協會的自養能力很強，日本則確立政會分界“清晰原則”，美國的行業協會則以自律性而著稱于世，都與其有透明有效的內部治理結構有關。行業協會從法律意義上看，就相當于一個具備“獨立人格”的公司，行業協會的會員就相當于“公司成員”，其“會員大會”應是行業協會的最高權力機構。我國行業協會還大量刻有計劃經濟時代的公權力痕跡，一些政府官員退下來后進入行業協會，這些傳統安排阻礙了行業協會的自然發展。

中國行業協會要健康發展，就得認真克服引發“非典型”疾病的根本原因，否則不僅不能扮演政府與社會橋梁作用，反而只會抹黑政府，禍害社會。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