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價醫藥費的年頭，人們需要有些心理上的安慰。所以，突然冒出一些開便宜藥的醫生，沒什么奇怪的。

武漢有王爭艷，從醫25年平均單張處方不超過80元，經常開兩毛錢處方，直至去年退休。重慶有不透露真名的黃醫生，堅持開小處方，完不成指標常被扣獎金。這兩天媒體又報道了江蘇常州常開“一毛錢處方”的醫生

徐莉，杭州市“4年不開超10元處方，最便宜處方才6分錢”的醫生王潔華。

最便宜藥方的紀錄在不斷刷新，兩毛錢，一毛錢，6分錢……再沒法低了。“好醫生”的概念，在這個大處方、高價藥乃至天價藥的時代，也開始變成“治病+低價”，治病是永恒的標準，低價處方是時代的要求，就像“好孩子”的概念，包括千古不變的“聽話”，加上這個時代越來越重要的“能考試”一樣。

醫生為治病而存在，這是萬世不易的本質規定。孩子卻不是為了“聽話”而存在的。這就是說，雖然同為自古而然的認識，但“醫生要治病”比“孩子要聽話”要正當得多。治病與費用，治病第一，費用第二；一個“好醫生”，不在于能開出何種費用的藥方，而在于是否有治病的能力。是否能開“低價處方”，本質上不是判斷醫生好壞的標準。

但整個社會對“低價藥方”有高度關切，不可謂不合理。醫療費用太高昂了，處方的權威性太強了，人很少能夠跟醫院講價，人也并不總是面對著疑難雜癥，人更多地只是患上“簡單的病”，這種病在設想中或事實上有某種醫術無關性，這使得能否開 “低價藥方”成為重要的問題。而且，就算是“復雜的病”，誰又不希望有一種便宜的治療辦法呢？

我并不排斥人們對“低價處方”的贊美。但我希望對“低價處方”的熱切期盼，與對“天價處方”的深惡痛絕，不要進入醫療評價的簡單模式，使醫療問題簡化為費用問題，好像越便宜就越是好的醫療。

好的醫療永遠是治病，以及在此前提下能夠使費用盡量減少。現代醫學巨大的進步，在于治病能力的提高，它大大提高了人們對健康和有質量的生命的期望值。而與此同時，人們在健康費用上的付出也在增長，問題是這種付出是完全個人性的，還是擁有一定的國家保障。

可以說，費用的上升發生在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醫療在發展，設備、藥物以及醫生培養的投入在上升，人們對自身健康的細微關注在增強，無須就醫的不適開始就醫，并且尋求更好的醫療。這就是為什么醫療支出越來越成為福利國家的負擔。

天價藥的后面，有復雜的利益關系，天價處方本質上不源于醫生的道德水平，也不可能借助醫生首先的提升而減少。而且，讓公民個人去完全承擔天價藥和天價處方的后果，比起由國家支付能力來承擔后果，能夠促發的治理力度，恐怕也不是一個量級的。

按照現代的社會倫理，人的健康和生命權利高于一切，自然也高于金錢。為了治療而不計代價，這被認為是正當的。固然，這不是醫療漫天要價的理由，但又不能不說為人們全力支付醫療費用提供了一種社會心理基礎。無價的健康與生命，被有價的醫療現實地衡量，產生了巨大的沖突。人們支付的越來越多，越來越不堪承受，就越來越期盼“低價”，個別醫生作為例證，滿足了人們“可以低價”的想象。

但根本上說，醫療不可能越來越低價，因為這既不符合醫療發展的規律，也不符合人們對自身健康的關切。只是我們需要探討的是醫療費用如何才算合理，以及醫療費用應該由公民個人直接完全支付還是要依靠一種國家和社會保障體制。

人們樂于傳誦“開低價處方的好醫生”的傳奇故事，心情可以理解，只是我們時刻也不要忽略，醫療問題主要是社會保障制度的問題，而不是醫德問題。（劉洪波 知名雜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