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以來，我國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發生了質的變化，由“發展是第一要務”變成了“發展是第一要務，維穩是第一責任”。把維穩當做第一責任，已成為地方政府和領導工作的重中之重。當前，維穩是壓倒一切的重任。權威數據顯示，2009年維穩財政預算執行情況令人震驚：全國內保費用達到5140億元，已接近軍費的數額，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達47.5%。(見5月27日《社會科學報》)

可以看得出，維穩是繼綜治革命之后，地方政府又一重大治理戰略決策。維穩不僅緊系著地方政府，還牽動著從中央到地方龐大行政系統的職能發揮和財政預算與支出。深入看來，維穩一方面是為了應對社會矛盾的群體性事件的急劇增長，另一方面是從中央到地方強化維穩的重要性和戰略性，以期通過維穩提高地方政府或部門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

固然，穩定是壓倒一切的工作，穩定是之切工作的基石。然而，在居高不下的維穩行政成本之外，又多了一個不斷攀高的維穩財政成本。目前，僅就部分地區的情況來看，維穩支出每年以兩位數增長，維穩經費相當于、甚至超過政府的民生支出，已成為普遍現象。

按理說，現代國家的基本制度本身已充分具備了維穩功能。即現代媒體制度保證了媒體信息發布的公信力、現代司法制度保證了司法最高和最后仲裁的地位、人代制度則保證了民意的規范表達和民意對權力的有序監督，等等。只要這些機關、機構、部門和辦事的人，保證這些渠道的正常、民主、公正、公平、公開和科學的運行，那么，所有的社會問題，都不難分散納入各自的體制路徑，皆能以最小的成本得到正常化的解決，而不至于發展到以高額的財政支付來維穩，非得要整個社會都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最終導致，不得不以高價，甚至天價的財政支付維穩。

“天價維穩”要考慮到中國財政的國情力。中國的行政成本之高，早已眾所周知。現如今，社會矛盾和沖突的高發，尤其群體事件的此起彼伏，更耗費了巨大的社會資源，在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之外，多了一個同樣不斷攀高的維穩成本——財政維穩。河北省2009年國慶安保志愿者的招幕人數，原則上不低于各轄區人口的1%，也就是說，有多達78萬人的河北人奮戰在國慶維穩的第一線；今年北京“兩會”期間，北京投入安保力量就達70萬人。從2008年到2010年，河北省用于完善“護城河”工程和公安基礎設施累計投資有49.5億元。如此大規模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投入維穩，是否符合中國的財政國情力，是否考慮到中國財政的承受力？這都是值得決策部門考慮、深思和研究的重要課題。

“天價維穩”要考慮到中國百姓的承受力。資料顯示，2009年遼寧公安支出223.2億元，以該省4300萬人計算，人均要負擔維穩費用達500多元，對于一個經濟水平一般的省份來說，這是一個不小的負擔。相比之下，城鎮社保還沒有全面普及的前提下、農村社保還沒有全面推廣的前提下，以此高額的天價維穩費，值得嗎？筆者認為，應當將其天價的維穩費抽一部分出來直接投入到民生工程中去，給老百姓直接帶來受益和實惠。

“天價維穩”要考慮到每投放一筆的意義。廣西貴港的群眾工作部經費每年不少于20萬元，群眾工作中心不少于4萬元，群眾工作站經費不少于0.2萬元，這就意味著該市的5個群眾工作部，74個群眾工作中心，1148個群眾工作站，每年至少吃掉626萬元的財政經費；2009年廣東惠州僅租用監視器材就花了至少3664萬元。然而，我們投入歸投入，花費歸花費，我們細算過每一筆維穩費用嗎，是不是每一筆都應當投、值得投、必須投、非投不可？如果，每投放一筆維穩費沒有其可操作和可實用的價值與意義，則沒有投放的必要。

“天價維穩”要考慮到節約成本提高效率。所謂維穩成本，總的來說就是法外解決、特殊處理的成本。這是在國家基本制度之外，多出來的成本，而且因其原始性、粗放性、不可復制性，注定成本之高超乎尋常。“天價維穩”成本證明，讓正常渠道作為國家制度的基礎設施能夠切實地起作用，已刻不容緩。廣東廣州市財政報告顯示，該市2007年維穩費為44億元，比當年用于社會保障就業資金35.2億元還多，此數字一度引起部分人大代表異議；而重慶市2009年維穩的財政預算為52.7億元； 2008年地方財政中武警經費總支出額為52.7億元。由于各地維穩壓力巨大，維穩支出急劇增長，部分地方為保障維穩經費支出被迫削減其他財政支出，如湖南省津市為此要求所有行政事業單位壓縮20%的開支，甚至從每名統發人員的工資中逐月扣錢。依筆者看來，維穩更應提倡節約成本，從而提高其維穩效率，不可全靠以錢養事、以錢維穩。

“天價維穩”要考慮到實施后的社會效果。近年來，各地紛紛成立“維穩辦”、“綜合治理辦”、“應急辦公室”等機構，且由地方重要領導親自擔任負責人。擁有170萬人口的山西太原市，有人民調解委員會2622個，調解員18442人；廣西貴港縣鄉兩級維穩工作平臺專門從事維穩工作的人員600多人、村級維穩信息員3500多人。如果說上海、廣州皆屬經濟發達地區，“天價維穩”成本尚能支撐的話，對于經濟并不那么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天價維穩”成本就不免令他們捉襟見肘了。湖南津市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高額的財政支付還不夠的前提下，該市政府作出口中擠食的無奈之舉，以此保證維穩經費。然而，這些“天價維穩”帶來的社會效果又如何呢，不得而知？

“天價維穩”要考慮到穩定是否全靠金錢。今年1月12日，貴州安順坡貢鎮發生了一樁普通刑事案件，當地政府為了維穩花費了相當于3年財政收入的費用。在維穩“一票否決制”的壓力下，地方政府的維穩已到了不計成本的地步。這屬于典型的“花錢消災、拿錢買平安”的無奈之舉。這只能說明，該地區的綜合治理和維穩工作處于“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的狀態，即使火燒眉毛了，還不慌不忙。實在扛不住了，沒關系，只要有錢就行，有錢可以擺平一切，自古以來，“有錢能使鬼推磨”之怪理一直經久不衰。同時，我們的相關職能部門和財政預算部門，更要監督維穩經費支出的全過程，杜絕挪用、貪污等現象的發生。更要考慮，“天價維穩”是不是唯一之舉，金錢是不是維穩的法寶，除了“天價維穩”外，還有沒有與其相配的維穩舉措。

“天價維穩”要考慮到是否需要民眾聽證。當前，由于社會矛盾逐漸增多、群體性事件不斷增加等現象，從控制和防堵角度入手的維穩是解決其突發性事件的唯一手段，導致維穩成本的上升理在情理之中。然而，成本的財政預算在某些地方已大大超過了一些民生項目的開支，如此看來，“天價維穩”的無限期投入，絕非長久之計。筆者以為，在今后的維穩預算、維穩投入和維穩支出等現象，能否像其他民生工程項目一樣，以“聽證會”的形式，通過新聞媒體和政府部門召開“聽證會”或發布會，由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民眾或民眾代表，以及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和新聞媒體，共同做出維穩預算、投入和支出的決策。以此群策群力，利用全社會的力量和智慧。如此以來，既讓維穩在陽光下操作，又杜絕了暗箱操作之嫌。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之？

隨著維穩體系的逐漸完善和健全，這說明了，政府對百姓生活、工作和生存狀態的高度關注和保護。筆者想問，錢是維穩的唯一制勝法寶嗎？國家要投入多少錢才能維持這龐大的機器呢？維穩是不是未來的中國永遠填不滿的無底洞呢？“天價維穩”的無底洞到底有多深？“天價維穩”何時休？